三十年前,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过:“中小学语文教育效果很差,”“十年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十五年前,北大中文系朱德熙教授说过:“现在的小学(语文)教育简直是摧残儿童!” 

　　五年前,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说过:“语文教育面临一个悲哀,不少学生对语文失去了兴趣。” 

　　“中国语文高峰论坛”与会的许多教师和作家承认:“语文教育效率不高”,“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与日俱减”。 

　　语文问题的解决是愈来愈紧迫了! 

　　语文界的同仁一直在不懈地探讨语文的出路。三十年时间,有关语文的出版物多不胜数,以传统的、现代的、甚至最时尚的理论给语文教学诊治疾病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可是语文还是重病缠身。也许人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汉字、汉语与汉文化的关系。现在通行的文本解析的教学方法是从西方传入的,数十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它不切合中国国情。中国的语文教育应该打上鲜明的“中国制造”标记。为此,我们有理由把目光转向弃置已久的传统教育。 

　　社会上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的传统教育就是语文教育,但实际上两者却大异其趣。传统教育,注重人的道德品行、人格操守培养,秉持“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理念来教育学生,以期最终“化民成俗”,建设一个有利于“建国君民”的社会;现代语文教育注重的是学好语言文字,能够自如地运用这个工具来学习各种人文科目和自然科目,参与社会生活。简单地说,传统教育重在“传道”,而现代语文教育重在“传器”。传统教育有一套沿袭两千多年的主干教材,这套教材代表了中国的主流文化,所以学生从幼儿到成人都接触到系统的文化。而现代语文教育的教材却时时翻新,忽而“姓”政治,忽而“姓”文学;忽而重名文,忽而又讲实用,始终“居”无定所。传统教育,学生是课堂的主人,老师是指导兼督导,学生的主要功课是朗读和背诵,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轻松,不过数年,不但对中国文化能入其门墙,初涉堂奥,而且自然“习得”运用语言文字的功夫。语文教育,老师充当主角,学生是配角,课堂上,老师占用大部分时间,滔滔而讲,学生枯坐堂下,恹恹而听。课下,老师疲于备课批作业,学生题海苦渡,教学双方如牛负重,怨教怨学“蔚然成风”。传统教育以科举考试为驱动力,考题要求学子站在文化的角度解决与修身治国有关的问题,从而引导学生钻研文化。语文教育也以考试为动力,偏重于操作层面的表达能力考核，所出题型大多是文字的片断,引导学生注重语文的细枝末节，这既严重阻碍了语感的形成,又远离了文化。以上所述是两者区别的荦荦大者。最后的结果是明显不过的,传统教育下的受教者语文功底扎实,常常是未到成年,写字、作文、思想已相当可观,传统文化也得以继承。语文教育的受教者,则虚掷年华,十数年过后依然是“大多数不过关”(吕叔湘语)。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学生对传统文化非常生疏、淡漠。换言之,他们对祖国的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认同心理,更别说亲近感、眷念感,由此弱化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因此很大一部分精英学生负笈海外后,便毫不犹疑地选择留居异域。这和过去的留学生是有明显区别的。传统文化缺位的语文教育对此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传统文化的书籍都是用文言记录的,学校教的却是白话文。这是继承的最大障碍。科学地看待文言与白话的关系,恢复文言的应有地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百年前,文言被打入“冷宫”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为它是记载传统文化的工具,传统文化既遭贬黜,文言也罪责难逃,在一片声讨中被迫逊出历史舞台。二是文言被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所以要故意造成它的烦、难,不让民众介入。三认为文言是“僵死”的,难懂、难学,白话是鲜活的。要开发民智,就必须废止文言提倡白文。三种理由看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文言的形成有悠久的历史因素。中国地域广大,方言复杂,各地的人操不同的口音、用不同的词汇、甚至不同的语法，根本无法交际,只能靠统一的汉字和统一的书面语——文言文来交流。所以是中国的国情选择了文言文,使它成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莫大功臣,把历代统治者推行文言归因于利己的统治,这是滥用阶级分析。其次,旧时代民众之所以不能掌握文言,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政治上无权利、经济上受压迫,教育未能普及,与文言的所谓“难”学风马牛不相及。可见,当年文言的遭贬遭弃,虽然是社会革新浪潮所致,但确是缺乏理性的盲目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