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指的不是诺贝尔奖的评审们，而是世界各地的读者。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引用了普鲁斯特一篇散文里的一段，在接过诺贝尔奖时阐述了自己最深层的“己我”。这一段值得引用，因为直接说到了奈保尔的心里：“普鲁斯特鞭辟入里地写过关于作为作家的作家，与作为社会生物的作家之间的区别……一本书是我们在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犯下的过错中呈现的不同自我的产物……我要说我就是我的书的总括……这都缘于我的背景。我的背景同时是极端简单又极端混乱的。”

　　在这次的访谈中，奈保尔称：“普鲁斯特是对的：那个写书的己我是最秘密最心底的。人们不明白。那个己我不是平日里给出版商写信时呈现的同一个。那些都是外在的。对于所有从事创作的人们来说，一切都很神秘，都很难解释。”

　　1971年，在他获得布克奖前后，奈保尔在世界文坛达到了空前的声誉。但奈保尔称，发表于1961年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他觉得与自己最密不可分。酝酿写作此书的两年，是他青年时代写作的最高峰，“是我一辈子中最耗精力的时光，也是最满足，最幸福的时光，那是我的伊甸园。”

　　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之后，奈保尔童年的积蓄似乎枯竭了。“早年，你勘测自己的心灵，勘测自己的知识，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但毕竟是有限的经历，孩子的经历，少年人的经历。在此之后，别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刚刚出发。”

　　也许应该安定下来了

　　今天的奈保尔继续笑骂无忌。尽管2004年，他就宣称《魔种》是他最后一部作品，“已失去写下一本书的经历”；但也许他当时指的只是小说。最近奈保尔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作家群像》畅快发表他对文学写作与文学史的观点，包括对古今多位同行无所顾忌、被许多评论家视为“莽撞、令人尴尬”的批评。

　　“豆瓣”网上有书友批评《作家群像》中的奈保尔太过偏爱“贩卖自己的一得之见”，“有可能是江郎才尽的表现”。不过也有读者将之看作是奈保尔对自己文学观念的梳理。

　　对于自己煽起的这又一把“火”，奈保尔回答：“我没有否定他们。我要说的只是他们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下的评论似乎很无情，但那不是刻意的，我并不想让旁人难受。”奈保尔说，自己不大爱与同行相会：“每个拿写作当回事的人，都有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

　　是不是当中也隐含着一个“竞争”呢？

　　“没有”，奈保尔否定了。

　　回望50多年的文学道路，奈保尔大多数时间都在奋争中度过。最终他都没有回答如今是不是感到找到了“家”的感觉。“我对幸福的概念就是：写作写到中途发现大有可为，然后一整天都写得无比酣畅，然后傍晚去赴一场晚餐会，喝杯上好红酒。”直到今天，奈保尔先生与太太依然下馆子成瘾。“我没有立场，记得吧？此时我在这儿，就这样。这里的人很好。但这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惟独年龄开始令我觉得，也许应该去哪儿安定下来了，然后就该收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