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难得开口，最近他面对记者，为自己的文学生涯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 
 
　　自2001年奈保尔以“太忙勿扰”拒绝接听通知他获诺奖的来电开始，全世界都知道这位大作家颇有“自知之明”。在英国《观察家报》书评主编罗伯特·麦克格拉姆与奈保尔的一段漫长的对话伊始，自身经历足以折射半个世纪动荡历程的奈保尔说：“我的故事多少就是一部文化史”。

　　去寻访奈保尔，最好先以一段旅程开始。对话开始之前，罗伯特一直预备好了会有尴尬、难堪、不屑乃至愤怒的场面发生。但当他驾车绕过30多英里的泥泞小道，来到韦塞克斯奈保尔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栖居的石屋子门前，一切疑虑都打消了。从前的采访资料显示，奈保尔并不多说，只是不断倾听提问者，并重复“对，对，对”，时不时他也会主动提出自己的问题。而罗伯特此行却惊喜地发现了奈保尔的幽默：“他说自己因人类的现状而发笑”。此次对话，就这样一直由奈保尔呵呵的微笑贯穿。写过30多本书的作家轻声说话，留心倾听，被逗笑时双眼闪着快乐，在灰白的胡须之下透着孩子气。在《抵达之谜》里，奈保尔曾写过他如何“在他人的国度里，感受自己的怪异，自己的孤寂”；如今年届76，经过了毕生的倘佯后，他似乎终于找着了“家”：宅居的，情欲的，幸福的。

　　写作的“匠心”必须裹着一层神秘

　　奈保尔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但在西班牙码头与加勒比世界之间永远得不到一个“家”该有的氛围。雄心勃勃的少年人开始感觉到了与大家族共处的累赘，他说：“我不得不离开”，并进行了第三次流亡：到了英国，而这一次身心并重。11岁时，奈保尔写作的愿望到来了，而且是一个“迅速扎根的愿望”，尽管如今他对着记者说，当时的愿望“多少有点故作姿态”。

　　作家说，在书籍与写作中，他能够“抚平他所熟知的过去那些刺耳的干扰”，并从中找到自我身份。但在通往作家的道路上，还有别的障碍。“我希望成为作家，但与愿望一起的是我意识到给予我这种愿望的文学源自另一个世界，离我们的世界很远”。然而奈保尔不得不用英语找到自己的声音，并在找到的时候，不需他的“真我”去妥协。当他概括自己探索了50年的文学真相时，用上了“无序于其内，无序于其外”去表达。

　　《河湾》里的主人公萨利姆将自己描述为“无立场者”，奈保尔连连点头：“没错，就是无立场者”。

　　奈保尔说，他读书时在学校里翻英语课本，是他童年期间最美好的时光，为他“提供了来自遥远而神秘的世界里强大的幻想”，比如狄更斯的伦敦或者华兹华斯的湖区。但对一个爱思考又生性敏感的少年人而言，文学能救世，英语算是行得通也行不通。“对当中的场景我很难理解，狄更斯笔下的雨水从来不像热带地区那样滂沱而下，他的‘雪’令人很难想象。”那么奈保尔如何把他从没见过的水仙花引入文章呢？

　　对于这位“无立场”的印度人而言，他对自己的所处自然尤为敏感。没落的大英帝国文化加上加勒比海岛上一个“形状模糊、砖瓦不齐的社会”，只是惶恐与不确定的源起，尤其当你心中最深的愿望是要用另一种语言去描写你伴随成长的世界，并达意。“也许我会把狄更斯移到特立尼达岛上，”奈保尔曾写道，“但将我所知的特立尼达式生活变成一本书，似乎根本不可能”。

　　奈保尔并不愿意对写作这方面多谈，因为对他来说，写作的“匠心”必须裹着一层神秘。“我应当相信创造力是神秘的，我对小说写作没什么大想法。当我年轻时，刚开始写作，一切都很模糊，我想着能走多远走多远。但如果走不远，我会觉得是自己的责任。”

　　走不远或走得远，这个世界都是冷酷的，没有回头路可走。奈保尔在《河湾》开头第一句就写道：“世界就是如此：那些虚无的人们，允许自我成为虚无的人们，在当中没有位置。”

　　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读我的书

　　过去，奈保尔曾不无鄙夷地称多元文化主义“过于喧嚣”。今天，换了一种心情，他承认自己奇特的遗传恰是自己的优势“从写作的角度看，这是个赐予，我因此看见了不同的可能性，并且到达了不同的可能性，我也一直向着各种可能性出发。”但紧接着，他就迸发出一种典型的伤感来：“那其实也是个诅咒。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读我的书。他们不知道该在里面寻找什么。”

　　在《过分拥挤的巴拉孔》中，有一段他写哥伦布的杂文，说哥伦布的自我中心像是被曝光的畸态；“他判罚了自己”。今天，当谈到诺贝尔奖时，奈保尔称，该奖给了他一次抬举，但那只是内在的。他又说，这个奖来得还是太迟了，假如在他50岁时获奖，会很不一样。“可我得罪了太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