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企业的消费微不足道，企业储蓄水平的大幅度增长应该主要反映了企业可支配收入，尤其是利润的显著增长。而这一点恰恰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不把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看成可以赢利甚至赢利可以大幅度改善的企业。久而久之，我们似乎也不愿意接受中国企业的利润大幅度增长的事实。如果中国企业的赢利状况真的大幅度改善了，那岂不就是说明了中国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了吗？其实不是。说企业的赢利增加是一回事，说企业的利润率提高是另一回事，而说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则是第三回事了。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如果外部市场需求条件不变，利润率的提高应该反映生产率的提高，而如果市场需求条件改善了，企业的投资扩张就能改善赢利水平。即使利润率未必变化，如果能够赢利的企业数量增加了，也能导致企业赢利整体增长现象的发生。

    这个问题又把我带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场争议。那个时候，经济学家看不懂的是中国企业的财务状况整体恶化的情景。正当企业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大规模的企业亏损在80年代后期发生了。那个现象让很多人困惑。为什么当经济学家发现中国企业的生产率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赢利或者我们习惯于说的“经济效益”却在下降和恶化？我在后来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中说，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考虑市场条件的变化。市场条件的变化是理解生产率与利润率关系的关键。而且我发现，整体上看到的企业亏损现象既可能是因为亏损企业的数量急剧增加而引起，也可能因为单个企业亏损程度的提高引起。后者与生产率恶化有关，而前者则取决于市场需求的变化。

    与90年代初我们看到的中国企业亏损现象正好相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企业的赢利整体上在不断改善之中。而这个改善应该更多地反映了市场需求条件的有利变化。这个市场条件的变化是1998年之后政府启动内需扩张政策的结果。19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为了扭转经济的下行趋势，实施了力度客观的积极财政政策，每年发行大规模的政府债券来启动国内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个政策是之后改善市场需求的转折点。这个效应持续到了今天。消费信贷刺激了家庭的住房需求，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释放着持续的投资品需求。大量的企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之后开始进入投资扩张时期的。由于投资旺盛，整个经济对于上游基础部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就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为大量处上游的国有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与不少同行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我们要正视这些变化的发生。中国企业储蓄这些年来的显著增加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统计数据上的误导，更不能解释为空穴来风。它反映的是这些年来中国宏观积极扩张政策所改变的市场需求的条件。因为企业的储蓄这些年来持续增加了，企业的投资冲动就更大了。而且因为投资冲动的释放短期里有助于提高生产领域过剩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所以在宏观上就表现为经济的过度繁荣现象，但因为供给增加了，通货膨胀并不显著。坦率地说，这个10年所发生的市场条件的变化真的很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如果这些年来这样的经济繁荣是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发挥效力的结果，那么就值得我们去问这样的问题：政策的效力为什么持续了这么久的时间？它会很快结束吗？

    三、未来怎么做

    我并不十分有把握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我希望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是很幸运的。通常，低通胀与高增长的组合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从以往经验看，往往会出现以下这些组合方式：第一种组合是经济下降与高通货膨胀并存。很多转型经济，如俄罗斯和前东欧国家，大多都出现长时间的通货膨胀，而经济却在下降中，没有增长。第二种组合是经济衰退与通货紧缩并存。日本过去10多年的情况就是这样。第三种组合是高增长与高通胀并存。我们在改革后的15年时间里就反复遭遇这样的组合。而中国现在的宏观局面是低通胀与高增长的并存。对一国经济而言，这一局面显然优于其他三种组合。

    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前面说到，是投资率的持续提高。投资率能够持续提高并得以维持下来，是因为投资环境能够持续得到改善，从而使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不断增强。中国过去10年是投资环境最好的10年。而在改善的投资环境里，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重要启动作用，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政府治理模式的根本改变。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言行变得更加负责。在英文文献里，这叫做政府的“accountability”。政府的财政支出(包括增加的国债规模)是否能够拉动更多的非政府的生产性投资，政府的言行是否可信赖，起着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