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有这样的改变，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变得更加有责任心并且政策变得更有效率，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很多人却熟视无睹。印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著名的印裔美国经济学家Pranab Bardhan教授今年夏天在上海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中国和印度在经济上都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分权，但两国的分权性质却大相径庭。在印度，采取了在地方上不断选举的形式，但至今向地方政府下放的真实权威和征收收入的权力却微不足道。大部分地区的乡村和区所选举出来的官员的真正角色是攫取来自上级资助项目(如就业项目或信贷项目)的好处。在很多邦，对穷人意义非凡的资源却通过官员与地方上有势力的人物之间的合谋被转移到了非目标人群。而在中国，地方上党政部门拥有实际的权威并分享当地的收入，从而驱动地方官员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担任领导角色。与中国不同的是，在印度，当地的经济发展并未走上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

    在中国现有微观体制下，投资率的提高将进一步产生高增长。而高增长在相当长时期里仍是很关键的目标。要实现高增长，就需要维持高的国家储蓄。当前过分强调增加消费支出而压缩储蓄的观点，就长期而言是值得商榷的。中国需要投资的项目还很多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也无处不在。这些都是增长的理由。没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高增长最终是不可能的。

    在高位的投资率被维持之后，中国基本就实现了高储蓄-高投资的良性循环。而且只要政府继续保持和改善投资环境，这样的宏观局面应该可以维持，经济可以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其实，中国经济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在宏观上坚持“维持和微调”的基本策略。“维持”是说现在的高增长与低通胀的组合应该维持下去，这是好的发展机遇，不应简单抛弃。“微调”是指对宏观经济采取温和的治理方式，不必过火，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如果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经济和投资有过热的苗头，绷得太紧了，应该政策跟进，予以缓释。现在观察过热的苗头，应该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太快导致国内能源紧张，不利于内部环境的稳定；二是经济增长太快导致国际收支的顺差过多，不利于外部环境的平稳。

    在宏观治理方面，相对而言，中国政府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的优势。在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做完，也没有时间表一定要在什么时间之前全部完成。这样做的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在面临一些经济上的问题的时候，政府总是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比如，外部不平衡问题的加剧是在资本管制没有放开的局面下发生的，因此资本管制的放松就可以是一个有利的阀门。同样，土地的政府所有制对于政府调控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就会比较有效果。只要能在以上两方面做到有效治理，实现并继续保持宏观稳定下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