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企的国家储蓄率为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抑制了融资成本的上涨，制造了大量投资机会和投资项目。有意思的是，在东亚国家，不仅家庭，而且企业和政府常常也都维持着比较高的储蓄率。很早以前经济学家就发现，产能过剩几乎是日本，尤其是韩国、新加坡等东亚经济的长期现象，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储蓄率都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储蓄的国家，因为流动性过剩，导致投融资成本过低，都在事实上鼓励了投资。高储蓄的国家都维持着高投资率，而高投资率带来产能过剩的持久的结构性问题。不仅如此，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还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政府角色、产业结构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在1994年之前的十年，我们经历了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个时候，每一次通货膨胀都是伴随着投资过热和经济增长加速而发生的。为什么今天的增长和投资势头依旧而通货膨胀却离我们而去？因为改革开放头十年，我们的国民储蓄率还太低，不能支撑投资的扩张和经济的过度繁荣，政府必须增发货币来维持高速增长。而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们的国民储蓄率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府的储蓄增长加速了，家庭的储蓄也增加了。企业的储蓄更是显著改善。企业储蓄的来源是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折旧的增长等，这可以从固定资产投资中占将近7成的“企业自筹资金”的快步增长中得到印证。今天如果没有国家储蓄的大幅度增长，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投资过热而却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现象。

    在宏观上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是与高储蓄相联系的。它与微观上的效率和企业赢利能力的变化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宏观现象本身是一个循环现象。只要储蓄率足以维持高投资，宏观经济的平衡就维持了，通货膨胀就不太容易发生。但是因为高储蓄导致资金要素的价格相对低，它会诱导和鼓励一些没有效率的投资项目。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全部的故事是，实质的经济的确高速增长了。

    二、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储蓄这么多

    在英国商会的午餐会论坛上，我发表了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讲演。我注意到，大多数谈论中国经济现实的文字都习惯于分析所谓的“三驾马车”。而我对这几驾马车怎么也没有兴趣。我甚至纳闷，到底是谁并且从哪里学来的这套招数，使它变成研究机构分析经济形势的套路。不幸的是，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容易被误导和滥用的概念。

    那么，为何不选择一个受众不怎么听到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形势呢？如果我们注意这些日子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形势讨论的动态的话，就会发现人们正在重新讨论中国的储蓄和投资问题。在国内，更多的人把一个国家的储蓄等同于百姓的银行存款。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经济学家则把国家的储蓄定义成国民收入扣除最终消费的剩余。由于国家的储蓄应该涵盖家庭、公司与政府部门，所以国家储蓄的概念就不再仅仅是百姓存款的概念了。观察国家的储蓄，或者核实国家储蓄率的变动方向，我们需要熟悉一国的国民收入账户和资金流量表，而不是仅仅注意银行存款的变动。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利用中国的国民账户资料来计算国家的国内总储蓄率，那么，国内总储蓄的确是不断提高的。10年前，国家储蓄占GDP的水平大约为36%，而今天已经上升到差不多46%。这个模式看上去与老百姓银行存款的增长是类似的。其实并非如此。例如，如果我们把家庭的储蓄用家庭的支配收入减去家庭的消费来估计，那么，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过去10年来却是不断下降的，而不是像银行存款那样持续增加。现在家庭的储蓄占GDP的比重只有16%左右，而10年前则超过了20%。

    政府也储蓄，政府也有存款。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在国民账户中，我们把政府的储蓄用政府的收入扣除政府消费来测算。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当前达到了6%左右，与10年前的5%相比，虽有增长，但并不显著。原因不难想明白，尽管在每年的国民收入中政府部门获得的份额10年来在不断增加，但政府的消费也增长较快。储蓄增加最明显的是企业部门。由于企业部门基本上没有消费，也很少派息分红，国有公司更是很少向政府上缴收益，中国的企业部门的总储蓄在过去10年来获得了非常显赫的增加。10年前，中国的企业总储蓄占GDP约为12%，而今天已经高达20%以上，已经超出了家庭的储蓄水平。在世界上也许只有日本达到这个水平。实际上，如果说中国和美国国家储蓄率的最大差异在家庭储蓄方面，那么，中国和印度国家储蓄的差异就主要在企业储蓄方面了。印度的企业储蓄只占GDP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