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作者还是应该及时追踪、吸取国内外的最新学术成果，勇于更新理论及知识结构，允许创新，允许犯错误，使每一本教材都各具特色。”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表示。 

　　“其实，教材编写的质量，关系到学科基本工具、基本框架的质量可以得到怎样的保障，关系到有关学科基础性的知识怎样准确科学、且符合实际的阐述，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还是需要更多有学术造诣的学者关注高校教材的建设。”黄安年说。 

　　在杨俊的观察中，一本被列入“十五”规划的教材居然也是一本抄袭之作，不禁让人哑然。“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学术基金分配体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官僚化倾向。”贺卫方表示。 

　　据记者了解，现在很多学术都成了工程，就看能不能拿到项目，拿到项目之后就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急急忙忙出成果，项目人很难平心静气做学术。 

　　“所以，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拿到项目，只要拿到就是成果，没有人对项目后期的学术水准进行监督。拿到项目就可以拿到钱，拿到钱之后就可以组编写班子，有了钱，就可以在出版社出书。而谁来决定立项权呢？就是少部分专家。这样，很多年轻人，包括很有水平的青年教师几乎都没有机会，他们没有话语权，话语权被少数人垄断了。”黄安年说。 

    谁来考评？ 

　　针对高校教材混乱的出版局面，有人建议，建立高校教材学术质量评估机制，设置高校教材出版门槛，建立高校教材编辑、出版准入制度和高校教材经销的准入制度。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在目前实际中，很难说。”复旦大学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说。 

　　就建立高校教材质量评估机制而言，首先涉及的问题是，谁来考评？ 

　　“教材的规划机制、编写机制、审定机制、评价机制和制定用行机制，不应该合而为一，或者说不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在这些机制的大权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这些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最后，集中的权力形成学术界的特殊利益集团。”黄安年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则教材的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把学术和权力结合得太紧密，学术很难做好。”黄安年说。 

　　那么，高校教材的质量标准体系可不可以建立，如何能够实现客观评价呢？对此，贺卫方提出，要建立一套面向同行、教师和学生，乃至社会大众，同时基于媒体和网络的公开评价制度，而不是仅仅让少数专家组成评委会来裁判。“让低水平的东西不敢出来，或者一出来就成为丑闻。只有通过不断的学术批评，树立学界本身的正气，建立我们学术共同体的标准，高校教材质量才有可能大面积提高。” 

　　看来，对高校教材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公众性质的揭发教材、包括教材运行机制弊端的监督机制。“如果准入机制不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话，如果不是一套有监督机制的准入机制，准入就会变味。” 

　　学者们呼吁建立揭发行为不端现象的公开机制，显然目前还没有。“或者说，目前很多人出于各种考虑，不愿意得罪人。可以看出，现在真正起来揭露学界不端行为的，在职的人很少。”黄安年感慨。 

    检验教材的最终标准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探讨一种如何获得优秀高校教材的方式。这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方式呢？ 

　　“有时候只能通过市场的方式。大家都选择，这个教材就会变成权威的教材；大家都不选择，形成舆论，这就是一本很糟糕的教材。”贺卫方表示。 

　　“千万不能把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按照市场规律在走的高校教材纳入到一个强制性的垄断的老路上去。知识一旦被垄断，学术就会失去活力。推荐鼓励好的作品，鼓励学者用前沿思想来写作品、把最新的学术成果放进教材里，让学生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陈思和表示，各种推荐和评价都可以，但千万不能强制。 

　　“现在的教材虽然很滥，但滥里也有好的，高质量的教材依然可以凭借公平竞争的机制在市场里发行；另外，现在平庸的大同小异的教材还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它吸收了优秀教材的观点和思想，我认为这实际对学生还是有好处的，慢慢地也会推动教学的发展。”陈思和说。 

　　看来，检验教材、评价教材的好坏，只有通过实践，而不是人们习惯认为的来自权威的评价。“权威为什么对，就是因为权威往往能够做出符合实际的评论，做出科学客观的评论。但是，如果这个专家不客观，违背了实践，他的评价就会出问题。所以，专家的拍板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最后符合学术的要求，符合学生的要求，这才是最终衡量的标准。”黄安年向记者表示。 

　　如果教材成了人们评比、量化、排名的工具，那么，教材质量就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希望编写教材的人真正一切是为了教学，是为了提高质量，是为了撰写一部真正能够传世的教材。”学者们呼吁。 

　　但是，学者还是希望相关行政部门能够逐步建立健全对高校教材建设的宏观调控机制，充分注重高校教材编写发行的监督机制，“在教材出版界也来一个打假运动”；并提议规范教材出版程序，推行“匿名审查、多渠道推荐”制度，审慎设置高校教材出版和经销的门槛，但千万要淡化人为操作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