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教育学院的教师杨俊已经在公共关系教学岗位上工作了25年，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公共关系领域内抄袭、剽窃及重复出版的高校教材十分泛滥。 

　　某家以出版高校教材闻名的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被列入国家“十五”规划的公共关系教材，居然抄袭了该出版社十年前出版的同类教材的9万字；某知名学者数年前在一家知名大学社出版的教材，只是把书名、章节进行了调整，又原封不动地拿到另一家知名大学社出版。“要以质取胜，赶快叫停、刹住这股歪风！这些主编、副主编、编委和参编者，如此的道德、品质水准怎么有资格来站在高高的讲台上面对千万学子，他们不被揭露、抨击，我们的教育、出版和学术机构的神圣地位如何维护？”杨俊说，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和父亲，他感到痛心疾首。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告诉记者，各个学科领域，这一类的情况很多。“特别是一些实用型学科，整本抄袭的现象非常普遍。” 

　　“现在的高校教材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高校教材谁都可以出，只要出版了随便在哪儿都可以用。”一位大学出版人向记者表示。 

　　高校教材缘何如此大面积低水平重复？其混乱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如果一本被列入国家十五规划的教材也是一本抄袭之作，什么还可以是衡量教材的标准？有没有一种机制，可以规范高校教材出版，需不需要设立高校教材进入大学的门槛？而设立一套评估、推荐、准入机制，其背后又会带来怎样的隐忧？ 

　　“千万不能纳入到一个强制性的机制下。与其被垄断，还不如像现在这样流传。如果一个学科仅仅只有几种好像是很‘权威’的教材在使用，反而这个学科失去了创新能力和生命力。”一位知名学者强调。 

    利益纠葛 

　　应该说，高校教材低水平重复出版的现象早已引起主管部门和社会的关注，但目前仍无得到抑制的迹象，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原因究竟为何？ 

　　“无论从出版还是作者的角度，当教材是有利可图的，就必然导致教材的泛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表示。 

　　随着高校体制的改革，高校数量和高校的招生规模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提高，随之，高校教材的出版在数量上得以大规模地扩张，加之中小学教材教辅出版领域的利润摊薄和政策风险，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了高校教材出版领域。尤其是，在国内，高校的合并和扩招，为各校自编教材提供了基本用户，不论什么资格的教师都可以编写教材。此外，某些出版单位利用其主办和主管单位的权力和影响，在某个领域形成垄断。这样，中国出版界继中小学教辅以后出现了特有的高校教材低水平严重重复的现象。 

　　“几个学校的教师联合起来编教材涉及到现在的学术量化考评机制，牵涉到现在高等学校里边的职称评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认为，高校教材低水平泛滥的根本原因，出在高校僵化、量化的学术考评机制上。 

　　“职称评定与教师的利益切身相关，评职称要拿成果，成果通过什么最容易体现呢？教材编写；怎么编写呢？合作编写，人人有份。回过头来，又在这些学校里边共同推广教材，学生买单。”黄安年认为，如果这些教材的确是低水平重复，抄来抄去，没有创新，那就必须要看到，高校要搞量化评审，教师每年要拿贡献，如果仅仅是为了考核而学术，那就可以想像这些成果的质量。 

　　应该看到，有些学者、专家编写的教材质量相当不错，体现了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含量，却为什么得不到有效推广呢？看来这与地方保护主义有关，而究其根源，还是量化考核机制为始作俑者。“地方学校需要打出所谓自己的学术品牌，需要给编写教材的人解决职称问题，需要解决学校学术成果包括高校排行榜位置的问题，宁可摒弃一些高质量的教材，也要用地方教材、本校教材，这样，成果也有了，职称也评了，学校的评估、评比也过关了。”黄安年说。 

　　在国外，一些非常杰出的学者都在编写教材，比如经济学领域，国际上流行的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经济学大家在撰写，国内，编写教材的知名学者相对来说就少了很多。 

　　“国内的情况是，一些有学术造诣的学者多年来已经脱离了教学第一线，恐怕编起教材来有些困难，或者即使编出来，学生也未必欢迎，而国外很多知名教授却并没有脱离教学。”黄安年告诉记者。 

　　另外，对于教材来说，虽然要有意识地融入学科的前沿观点，但还是偏重于基础性的教学，所以，对于一些学有专长的学者而言，他们还是不太愿意编写一些基础性的教材。虽然现在教材也可以纳入职称评定标准之中、而且发行量也比较大，但是，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更偏重于更专门的、关于学术创新的一些论断，比如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发现、新的建构等，对于很多学有专长的学者而言，他们还是更关注撰写专著，而非编写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