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投资萌动书业

    兼并重组是出版业资源整合的高级形态,在我国更是涉及管理归口对接、组织架构融合、企业文化统一等多层面的问题。在采访中,多位受访者表示因当前的兼并重组只是端倪,不便予以评价。有受访者提醒,国外出版业的并购已经发展到重视内部的资源重新组合,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比以前更进一步,这更为深刻地反映出出版业的并购是一种经营理念,而非简单的资产组合,这应引起我国出版发行企业的重视。

    张晓斌认为,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企业文化的磨合是任何企业兼并重组后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消解“阵痛”,达到1+1>2的效果,都是出版业面临的考验。

    资本流向:剑指多元还是钟情专业

    资本流向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过去几年中,“多元化”一直是中国出版业的热门词汇,主业辅业的辩证关系也引发了业者的热议。纵观国外传媒集团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像培生、贝塔斯曼、维亚康姆等知名出版、传媒集团都经历了一个“专业化→多元化→专业化”的过程。以培生为例,培生曾一度通过收购兼并把自己的经营范围扩展至包括文化基础设施、文化工业、商业、金融、旅游和房地产等在内的诸多领域,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最终又将业务锁定在出版、报业等内容产业领域。

    当全国许多出版发行企业在多元化道路上高歌猛进之时,陈昕在2006年新疆书市上的演讲《警惕“多元化”陷阱》为多元化泼了盆“凉水”。此次接受记者采访,他表示,世界经济发展至今日,历史已经证明,多元化的企业不是死掉,就是已经转型,活下来的都是专业化的企业,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铁律”。当面向市场比较狭窄时,企业要发展,往往会走多元化道路,市场容量有限和追求业务成长的矛盾,迫使企业选择业务多元;而当企业面向一个开放的大市场,就应该走专业化道路。他强调,全世界的企业越来越强调专业化,以出版业为例,汤姆森集团将旗下盈利良好的汤姆森学习集团卖掉,集中精力去发展专业出版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出版业发展有其特殊性,地域差异也很大,规模较大、成长良好的出版发行集团与规模较小、资源相对缺乏的集团面临的战略选择不同,针对不同个体的多元化行为,不能一概而论。企业需要看清整个出版业全球化、数字化的发展潮流,明确自己的市场定位和战略定位,做出正确的路径选择。此外,陈昕还补充道,一些企业用行政优势获取资源,进而进行的多元投资不是市场行为,不应纳入这一框架讨论。

    “专业化→多元化→专业化”是否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循环?我国的出版发行企业是否也正进入这种循环?对此,张晓斌认为,总体而言,企业投资无外乎集中主业和多元扩张,随宏观经济环境、企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变化在二者间摆动、轮回。不过,无论是集中主业还是多元扩张,关键是企业应有明确、科学的发展定位和精心制订的发展战略,投资应该始终围绕这两者展开,如果能恪守这一点,那么无论是多元投资还是固守主业,都只是策略问题。

    “主业”再次界定出版业需警惕“资本围城”

    “中国传媒业新一轮的竞争将是跨媒体的竞争”,这一观点在传媒圈中已是共识,江苏、辽宁、湖北等省域出版集团纷纷挂牌或更名为“出版传媒集团”亦是例证。随着产业融合愈发明显,由多元化引发的“主业”概念之辩也同时升级。“以内容为主线的出版、发行、影视、动漫等都可称出版业的主业”这一观点渐渐成为主流,不少业者都认为,出版业理应挑起文化产业的大梁。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占GDP的比例不足5%,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且其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朝阳产业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但业界对文化产业这一宏观概念的认识相对狭隘。目前国家行政部门正通过政策引导、税收优惠等手段吸引业外资本投入到文化产业中来,出版发行单位手握资金却想投到业外,唱起“资本围城”。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一个个“孤岛”,要将这些“孤岛”联在一起,需要巨额的投入。

    不过,在当下要通过跨媒体实现整个“泛文化产业”的联结,对于中国各出版发行企业而言,或许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投资开发部负责人姚德海谈到,整个出版业如除去教材,获利水平相对较低,若投资本行业,回报率难以满足要求。现在许多集团进行的“泛文化”产业的投资,如影视剧、网络媒体等,大多处于做概念阶段,获利并不明显,再投资渠道不畅成为困扰业界已久的问题。“跨媒体的核心是内容生产和传播渠道复合对接,远非简单的业务多元化,这一点,出版业显然要迟钝于报业、广电等其他传媒形态。”一位业内人士也分析道。

    再投资渠道问题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似乎更为严峻。由于证监会和投资者时刻关注上市企业的盈利结构,他们必须寻求新的利润点,分摊经营风险,以减少“流动性过剩”的压力。陈昕也提醒出版业应避免像北青报上市后“有钱无处投”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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