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我对生命的沉思冥想，其中包括我在8岁时用到的种种比喻，比如我把书籍比作一扇扇打开的窗户，照亮我的房问；也包括我在为母亲写祭文时的想法，我试图总结她的一生，还有她给我的生活以及写作带来的影响。
    我用“缪斯”为散文集命名，因为其中多数篇章是偶得之笔，并非正式的论述。文集中收录的有些是我在各大学府演讲时的讲稿，篇幅较长；另一些篇幅短小，特别是那些在几近绝望的时刻完成的短文，比如为追忆我的编辑、超凡脱俗的费思·塞尔而写的一篇颂词；再比如一次劫后余生，我发给朋友们的电子邮件，那次险些让我丧生的意外还上了全国新闻；书里还收录了一首我写给丈夫的情诗，虽只寥寥数语，但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却是最严格的一次历练。
    我收录了一些比较长的文章，比如其中一篇写到电影《喜福会》制作过程中的感悟和体会。当时一位记者发来传真，提出若干问题，我一股脑儿把想到的都写出来作为答复。结尾时，还不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在注释中，我对后来发生的事进行了后续说明。文集中还收录了1990年我到中国探亲期间的部分日记，那次旅途让我享尽天伦之乐，不得不把平日里典型的美国作风抛到一边。希望这篇文章能博读者一笑，也希望读者能借此了解我在生活中多么执著于观察。通过观察，我生活中的每件事情皆有可能转变成影像或者问题，如果幸运，还可能激发出创作灵感，虽然事情本身可能微不足道。本书的最后一篇是最近才完成的，原因出于命定，但也揭示出希望。
    文集中很多文章的缘起说来惭愧。《母语》那一篇写在一次学术座谈会的前夜，仓促而就。那次会议讨论的命题是“语言的状态”，与会的诸位学者在这一领域都比我博学。这篇发言在《三便士评论》(The Three Penny Review)上刊发，之后又人选(1991年美国最佳论述选集》(The Best American Essays，1991)。我因此怀疑，是不是所有创作都该在凌晨2点钟进行，且一定被逼得焦头烂额才好。《母语》还被选为“爱普”(Advanced Placement)和“赛达”(SAT)的英文项目考题，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让《母语》的作者受宠若惊，因为当年在“赛达”的语言项目考试中，她的得分只有400多。写作是组织安排文字的艺术，如此糟糕的成绩使她认为，以写作谋生于她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至少在1969年时是没有可能的。
    在文集的收集整理期间，我产生了一个新体悟。这种体悟如此明显，让我惊讶的是，此前我竟然一直都没有意识到。我的所有创作，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也无论是直抒胸臆或是间接说明，我所探寻的始终都是命运，以及在宿命之外的诸多选择。在书中各篇关于命运的沉思冥想中，我发现我已经表达了自己的个性和逐步形成的生命哲学，这些都传达了我独特的声音。以此为据，我在创作时选择了想讲述的故事、人物，还有相关的细节。在我的小说中，我所塑造的人物，在他生命的各个时刻，特别是遭遇变故时，总是会追问自己究竟该相信什么。虽然我从没想过要通过这部文集对自己的小说进行解读，事实却达成了这样的效果。
    因此，虽然这些文章的写作出于不同目的，总体上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某些想法、人物以及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转折时刻不时地出现在此书中。这些无意为之或者有幸想到的缪斯，再次显现出我对宿命和宿命之外的各种人生选择的痴迷：诸如抉择、机会、幸运、信仰、宽恕、遗忘、表达的自由、对于快乐的渴求、爱的抚慰、坚定的态度、坚强的意志、接踵而来的好运气、恪守传统、安抚人心的祷告、渴望奇迹、期盼别人伸出援助之手、陌生人或所爱之人的慷慨给予。
    我以为，总体而言，改变命运的因素是希望。希望始终存在，它会让所有的事情变得可行。母亲是希望最坚定的捍卫者，她教我认识到命运的种种面貌。如果说命运是时钟的分针，没头没脑地向前走，母亲总能找到办法让它倒转，她总是这样做。比如她曾经固执地认为我长大以后会成为一名医生，之后又向所有愿意听她唠叨的人夸耀：“我一直都知道，总有一天她会成为一名作家。”命运就凭借这种说法发生了改变，希望也因此成真。现在我是一位作家，像她所预言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