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易先生在《品三国》上册中详细地讲述了《短歌行·对酒当歌》，将其作为“曹操能够凝聚人才，最主要的还是他爱才的真诚”的一个论据，因为诗意表明，曹操“确实非常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能有更多的朋友和帮手”。而盛先生却认同万绳楠先生《解开千年之谜（短歌行·对酒当歌）》一文的观点，以为此诗歌为曹操于建安元年在许都招贤时，与宾客的相互酬和，全诗三十二句，每八句为一组，第一、三组是宾客的唱辞，第二、四组是曹操的答辞。也就是说，宾客唱曰：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曹操答曰：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宾客唱曰：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曹操答曰：

    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而且，曹操曾颁禁酒令，“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不应出于曹操之口。

    以上三个例子，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九、

    易中天的品史虽然有瑕疵，但他在事件的曲折铺展，人物性格的深入挖掘和展现以及处境的淋漓尽致的描绘等方面，显然有其长处，因而也更有吸引力。在史实的考求、典章制度的阐述和地理沿革的剖析等方面，历史学家会本能地进入，并讲得比较准确。“闯入者”如能善于避开这些历史的专门问题，则不易触雷，可以扬长避短，当他们避不开时，问题就有可能发生了，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因为他们也许不了解其中还会有问题。

    易氏之品史，已有多人指其小疵，这是正常之事，至于有人要对其进行清算，则有点过分了。今盛公指瑕，实事求是，有益于读者，亦有益于易氏本人，指瑕或亦有过或有误，易氏本人及史家、读者、听众均可加入讨论。比如曹操写信给孙权，要他“内取子布，外杀刘备”，子布即张昭，易中天先生解释“取”为取人性命。盛公认为此“取”字可解作“听取人的意见”，颇有创意。但细读阮瑀为曹操起草的此信，下文似亦有要孙权杀张昭和刘备的意思，值得仔细研究。

    黎东方解析史实、阐述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因素有研究，不易出错。但黎氏讲史亦有小疵乃至硬伤，史学界的朋友、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以及广大读者均曾多次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在不断重印中，也已有所改正，但我相信此次改造配套的九大册新书，一定仍然有值得商榷、推敲的地方。黎氏出错也是难免的，历史的包含面太广了，更何况是涵盖各个朝代的全史，他不可能每个朝代都精通。

    一种文本的研读者越多，一项文化成果的受众越广，其影响自然越大，而其文本和成果的深度、精度和准确性一定也会在直面广大听众和读者的同时，得到更多的审视和检验。

    无论何种著作和讲述，都是由学者和文化人独立或合作完成的。作为一个出版界中人，我一直以为精神产品的差错和瑕疵是难免的，几十年的出版生涯，使我对这一观点越来越坚持。人们常常慨叹当今之出版界简直是“无错不成书”，身为出版社的总编辑，我抓图书出版质量不遗余力，身为编辑，我从来没有草率从事，一直坚持认认真真做书，但我还是要指出，没有一本书的作者敢于说自己的作品一点也没有差错，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众目睽睽、万耳齐闻之下的讲史和讲史著作，自然不能幸免。

    易氏之书叠经央视把关、听众检验、易氏本人之反复琢磨、出版社之三审三校，尤其其下册，据报载又经咬文嚼字专家金文明等先生过目，仍不免有失，即为一例。金文明先生也是人，不是神，不是纯水过滤器，他在语言文字和编辑校对方面有所长，经他读过的书，差错一定可以减少，但其他诸多方面，必亦有所不逮。

    盛公之书，既以易氏《品三国》为匡正对象，也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因为盛公对三国史素有研究，凡有所发，均能旁征博引，形成一则则独立而有趣的故事。在有些问题上，盛公既已为易氏指瑕，意犹未尽，索性生发开去，兼谈一些相关的知识，如“三国多虎”、“四个诸葛亮”、“'五虎将'出自关汉卿杂剧”、“三国神箭手”“关帝庙和关羽的武艺”、“三国人研读《左传》”等等均是。

    《品三国匡正》的价值和可读性既如上述，故予乐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