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发掘,捡拾起中华文明一段重要历史——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更标志着现代科学考古进入中国。他们制定了《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明确“发掘所得归国家所有”;在西阴村,他们没有将整个遗址挖开,而只是选择了一小块面积。挖掘中,李济创造的“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考古界沿用。 

　　魂牵梦绕是安阳 

　　我国著名学者、“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说过:“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 

　　殷墟文化遗址,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首。使殷墟——今天的河南安阳走向世界的,当属李济先生。 

　　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对殷墟的15次挖掘,有14次是在李济先生主持下完成的。1928年10月,正在美国的李济收到傅斯年的电函,希望他尽快回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这时,由中央研究院组织的对殷墟的第一次挖掘正在进行。年末,李济回国。第二年3月,中央研究院对殷墟进行第二次挖掘。以后,差不多每年的春秋两季,研究院都要在李济的主持下对殷墟进行挖掘,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 

　　安阳殷墟考古,最初的目的是寻找有文字的中国古代史,即人们通常说的“甲骨文”。1929年,李济主持的殷墟第3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是在殷墟首次发现的大块甲骨,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1936年6月,对殷墟的最后一次挖掘,获得了至为重要的成果:12日是这一“战役”的最后一天,下午4时,在小屯村的一个地下贮藏坑里发现了龟版。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一块块取出。谁知,当取出3760块时,还只是一个面上部分。于是,决定再延续一天。第二天,当太阳下山时,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后来,又用了4个昼夜,才将埋藏珍品的土块整体起出。经过几个月的整理,这次共发现有字甲骨17096片。 

　　在殷墟,与甲骨文同时出现的还有青铜器、玉器、日用器具、人兽骨、建筑遗迹等等。1935年的第11次挖掘,清理了10座大墓、1200多座小墓。大墓中有大量刻纹石器、玉饰品、青铜器等,小墓中的埋葬躯体,呈俯身、仰身、屈身等不同姿势,还有一跪着的人体残部。显然,小墓是陪葬墓,这是一处殷商王朝的王陵。1936年4月的第14次挖掘,则发现了一个埋有完整马车和四匹马的车马葬坑。这是第一次发现商代交通工具,又一次轰动中外学术界。一个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之后,李济先生以毕生精力研究和宣传安阳。1953年11月,李济出席在菲律宾举办的第8次太平洋科学协会和第4届远东史前会议,分别作了《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殷代装饰艺术的诸多背景》、《小屯殷代与先殷陶器的研究》的演讲,引起热烈反响。1954年10月,李济应邀回母校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和哈佛燕京社作讲演。11月,又赴墨西哥讲学。之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往返于美国、希腊、德国等国演讲或出席学术会议。70岁后,他出国讲学的脚步还未停下。 

　　先生由殷墟而著的《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殷墟出土青铜器形研究》等著作和论文,被世界多家出版社和报刊杂志出版刊用。1977年,李济在81岁高龄时,完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专著:《安阳》。为让世界了解安阳,这部作品用英文写就,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日文版《安阳》在日本出版。 

　　文物在哪里,人在哪里 

　　1937年抗战爆发,为保护文物,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正在规划中的中央博物院向西南迁移。这一艰巨的任务,是由李济先生负责的。1132箱文物文献,在他的“押运”下,先到长沙,再由长沙转到昆明,最后迁到四川南溪的李庄。一路颠簸,受尽磨难。途中,两个随他一起迁移的女儿,患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先后去世。这次文物大迁移,堪称中国文物史上一次壮举。 

　　1948年年底,惶惶不可终日的国民党政府,决定将部分重要文物先行运往台湾。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的文物,都在转移之列。这次迁移,北京方面由徐森玉负责,南京方面则由李济领导。当时,很多人反对将文物迁到台湾,李济也很矛盾。最后,他选择了去。他说:“文物在哪里,人在哪里。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里都不重要。”在李济心里,没有什么比文物更重要了,文物的命运高于一切。 

　　1949年2月,李济唯一的儿子李光谟离开台北,回上海同济大学上学。从此,天各一方,父子俩再也没有见上一面。1955年,李光谟收到辗转了大半个地球的父亲来信。分别6年后的这封信,李济说的多还是事业。他告诉儿子,他教了一位绝顶聪明又非常用功的学生,准备送他到哈佛去深造。这位学生,就是后来名闻世界的考古学家张光直。 

　　抗战胜利后,李济以中国赴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文献。回国后,李济撰写了《抗战后在日所见中国古物报告书》,向有关部门报告。这次调查,追回了周口店遗物、中央图书馆藏经典书籍等重要文物文献。但是,李济一直遗憾,没有找到“北京人头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