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李济先生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没有发现一件古董。所藏的22000余册书,也没有一本是珍本、善本。已是著名人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的张光直这样评价他的老师:“近六十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的李济,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他对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学术事业怀有一种诚挚的热忱,并用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令他的后继者渴望达到而又难以企及的榜样。” 

　　毕生著作第一次结集出版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李济先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考古的学术论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字从未在国内结集出版。8年前,张光直与李济之子李光谟,着手编撰《李济文集》。著名学者王元化闻讯后,热情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荐。在有关部门的批准下,《李济文集》的出版,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项目。去年,在李济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近500万字的《李济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年的7月13日,安阳获得全票通过,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李济文集》共5卷,收有1000多幅文物图案,100多张历史照片,弥足珍贵。第一卷收入先生考古学论著26篇,分为“中国人类学”和“古史研究一般”两辑,从中可见李济先生对建立中国现代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第二卷收入先生21篇考古学论著,分为“石器时代史”、“西阴村发掘”、“城子崖发掘”、“安阳殷墟发掘”4辑。这些论著,不但对了解我国现代考古学有参考价值,对与之相关的地层学、年代学、甲骨学、器物学等也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三卷收有13篇考古研究论著,分为“殷墟陶器研究”、“石、玉、骨器研究”、“小屯及豫北等青铜器研究”3辑,不仅对我国现代考古学具有奠基意义,而且为我国殷商文化的研究开了先河。第四卷收有《殷墟铜器研究》等论著16篇,探索了殷商时代科学技术文化及其渊源。第五卷则是先生的人生经历实录。先生在文章中,谈到与鲁迅、蔡元培、傅斯年、丁文江、梅月涵、董作宾、胡适等人的交往。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认识李济,我们看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忘不了那一段话——李济先生于1954年给张光直的信:“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这是李济先生心迹的忠实展露。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