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庸写出了一部非常好，非常好的小说。这不仅仅是程庸一个人的收获，也是上海小说界的一个收获。
    程庸曾经是个诗人，对语言有常人不能及的敏感，程庸又是一个文物古董鉴赏收藏家，他对古董文物有非常人能及的知识和挚爱，这两样决定了程庸写小说的时候，会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小说家。他的第一部小说《德令哈囚徒》里，他用了他一半的积累，语言的积累；现在，到了他的第二部小说《官窑美人》，他又加上了另一半积累，古董文物的文化积累，他终于倾囊而出，也终于，这部小说没有辜负他。
    他是把小说和自己的人生联系起来了，小说和人生成了一个事物，他把自己的全部都放进了小说：这个小说就有了依托，也有了寄托。
    他还把上海、上海的历史和现实放了进去，这是一部真正的文化小说。
    小说中的主人公徐楣丽说过这样一句话：“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去追寻，追到一件是一件，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值得。”这句话说的是主人公对文物古董的情衷，其实，也可以代表程庸在这部小说中所寄托的追求。《官窑美人》首先不是着力于写人物，更不是着力于写故事，而是着力于写陶瓷，写中国古代的陶瓷文化，灿烂的万花缭乱的陶瓷文化是这部小说的主角。这些主角不是空穴来风，不是由作者虚构出来，《官窑美人》通过一个古董商人的故事勾连起来的那些瓷器，都实有所据，每一件物事都有来头，每一款藏品都有根据每一个与它们勾连的故事也都有根源。程庸亲自作画，为那些“主人公”画了图。《官窑美人》里所有的插图都是程庸自己画的。他写出了那些瓷器的诡谲和美丽，他也用小说承载了一种文化。
    这是一部小说中的小说，让小说家眼红的小说。我自己也治小说，老实说，我看了这部小说是眼红的。他有一个好的大故事框架，故事围绕国宝南宋修内司官窑贯耳瓶展开，它到底是真品还是假货?它有没有被人掉包?李茗沁犹如侦探，一路寻宝、探宝，大故事框架非常完美，但是，作者又没有被这个框架牵着鼻子走，而是放开了手脚，不把笔墨限制在悬疑侦破上，而是撒开了写心性、情趣、物事，尤其是写那些瓷器。
    《官窑美人》看起来处处是闲笔，然而又笔笔是故事。这在我看来，是好小说的最重要标准。它不是依靠外在情节，而是依靠笔笔生花的妙处，大处看不到人为的故事痕迹，小处却处处都是机关、是妙悟、是故事，读来不忍释手——这种小说非常中国化，它不是靠大起大落的悲剧或者喜剧，而是靠无悲无喜的生活流，生活流淌着，小说似乎是顺从了生活的散漫无章，但又在散漫无章中提炼了无尽的意蕴，这样的小说是大处平淡，实则每一笔都出彩。
    《官窑美人》又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海派小说。上海到底在骨子里是什么呢?《官窑美人》我觉得摸到了上海的风骨，她就是一个官窑美人，有很厚的积淀，很重的历史，很贵的宝气，程庸对上海的体悟和观察，就通过围绕李茗沁的三个女人“母亲”、“妻子”、“情人”体现了出来，也通过围绕李茗沁的生意对手、合作伙伴体现出来，这些人物又围着那不能碰摸的矜贵瓷器转，瓷器让他们的灵魂和身体都在阳光底下晒得透亮了，上海也在这个故事中透亮了。
    《官窑美人》的语言是献给上海的诗，《官窑美人》里没有用一个“的”，为什么呢?程庸立志构造一种真正配得上那些陶瓷也配得上海的灿烂、悠远、古雅、沉厚的语言，程庸的这种写作方式，让我想起南方写作或者海派写作早已失却了的传统，那个在韩邦庆的小说中曾经昙花一现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