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教授，旅美著名历史学家，师从国学大师梁启超和法国史学大师马第埃。曾先后在中外多所大学任教。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时，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抗战时期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卖票讲史，引起轰动，其盛况，决不亚于今天的“百家讲坛”。之后，他以讲史的形式，写成了《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创造了被称为“细说体”的写史新体裁。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了“黎东方讲史”系列，现摘编其中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明太祖
    
    创造明朝的，是朱元璋，朱元璋最初“反元”，毫无自创朝代的雄心，只是迫于环境而不得不投身于一个“反元复宋”的武装团体而已。
    
    帮助朱元璋取天下的，武人多而文人少。文人除了李善长以外，数得上的只有刘基、宋濂。刘基(伯温)的大名，到今天仍是差不多家喻户晓的。这大概是由于大家相信他是“烧饼歌”的著者。乩坛上，也常有他降临题诗。
    
    他反对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朋友杨宪，说杨宪不能“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反对用汪广洋，说汪广洋气量褊浅，更甚于杨宪，反对用胡惟庸，说胡惟庸好比是一匹劣马，必定把车子拉垮。
    
    朱元璋不完全听他的话。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三人朱元璋都重用了。
    
    胡惟庸毒死刘基，是在洪武八年。刘基原已于受封为“诚意伯”之后，在洪武四年三月告老还乡，在青田的山中饮酒下棋。若干时日以后，胡惟庸告他因为“谈洋”地方的风水有王气，和当地的老百姓争墓地，朱元璋生了气，取消他的诚意伯俸禄。他来到京师(南京)谢罪，留居京师以明心迹，生了病，胡惟庸在洪武八年元旦带了医生来看他。他喝了这医生的药，觉得肚里总是有一块拳头大的东西，再度回乡，挨到四五月间去世。
    
    胡惟庸被杀，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杀得一点儿也不冤枉。此人既非功臣，而且谋反有据。
    
    皇帝朱元璋觉得他比谁都好。他不像李善长那么老朽，刘基那么古怪，宋濂那么迂腐，杨宪那么量小，汪广洋那么荒唐；相反，他善体人意，又很谨慎小心：既“曲”且“谨”。
    
    他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深得这“一人”的宠信，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并且可以大大地捞下去，聚满了各方送来的“金帛、名马、玩好”，还能有什么不满足的?然而，他竟然不满足，硬想取朱元璋而代之。为什么?
    
    最大的原因，是“心里不太平”。俗语说：爬得高，跌得重。他深知朱元璋最恨贪污，倘若有一天他的贪污的事被朱元璋知道，如何收场?况且，毒死刘基的事虽则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也难免没有一天，天网恢恢。(依现存史料而论，刘基之被胡惟庸毒死，不像是朱元璋授意。)
    
    自从胡惟庸的案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了以后，洪武十三年以前上下一心，共创新局面的风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大臣的是“伴君如伴虎”，当小臣与老百姓的是“虎口余生”，朱元璋自己是虎了，却也未尝不是厕身于极多的其他老虎之中，“骑虎难下”，以虎骑虎。他竟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与江山，还算是他能干，至于因此而博得了“雄猜”、“滥杀”、“刻薄寡恩”、“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富贵”等等，千古的恶名，他也只好认了。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去世。马皇后之死，对他是情感上与事业上的一大打击。从此，他缺乏了一个可以无话不谈，而且够资格对他婉转劝谏的人。马皇后不仅在当年是他的红颜知己，而且一生信佛，慈悲为怀，惟恐朱元璋待部下不够宽厚。(有一件小事，最足以说明马皇后的心好。她视察了国子监，便建议不仅学生们应该有公费，他们的家眷也应该由政府予以赡养。)
    
    马皇后既死，朱元璋之所以决意不再立后，不是没有原因。
    
    明成祖
    
    成祖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之中，算是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一个。
    
    他有统驭的能力，然而私心过于公心。他在当皇帝的二十二个年头之中，把中国的境内治得相当太平，这是他的功。
    
    把宦官重用了，使得明朝从此变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这是他的罪，他的最大的罪。其次，杀方孝孺、铁铉、齐泰、黄子澄等人，株连极多，而且也杀了已经投降的李景隆、盛庸、耿炳文之流，残忍两个字他是逃不了的。忠于他的文臣，如蹇义、解缙、杨士奇、夏原吉、李时勉，都曾经被他任意抓了放在监狱，关了或多或少的时间。他之看不起读书人，尤甚于乃父朱元璋。
    
    我们进一步批评他，他的若干武功，在事实上多半是不必要的穷兵黩武，而且并无实效。对北元与瓦剌的征讨，次数虽多，而没有一次捉得住敌人(阿鲁台与马哈木)。实际上他自己放弃了大宁三卫的领土，使得辽东与察南接不上气，自找麻烦，贻患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