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初见张幼仪的照片时所脱口而出的一句“乡下土包子”已经成为他对一个未曾谋面的女人不可变更的执念，这和把林徽因乃至后来的陆小曼当成是美的化身、爱的精灵的“执念”本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这都源自一种男性对女性的向高处或者低处的想象。种种关于女性的神话中并不乏毒妇、妖女而同时又伴随着女神、圣女的形象。张幼仪在家里本没有什么地位，父亲自然倚重两个儿子替他光宗耀祖，本是由于算命先生说张家大女儿不易先出嫁，才先把二女张幼仪嫁出去。张幼仪对自己如“缺席审判”般被父兄嫁给他们相中的徐志摩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而是感到自己“嫁给家里人相中的人”的命运即将降临，从传记中看，她十分平静而略带兴奋地嫁到了徐家。她所记住的是母亲那一通关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话，自然还要对公公婆婆千依百顺。她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把它当作使命般承担下来。但恰恰是这种恭顺到了受过一些新式教育的丈夫徐志摩眼里，却是如此的土气而缺乏灵性。在她嫁到徐家之前，徐志摩已经依着对她家世及受教育程度的经验，判定她是个“乡下土包子”，现在亲眼所见，这种看法更是根深蒂固。张幼仪从出嫁那天开始，就已经不再是她自己，而是徐家的儿媳、徐志摩的妻子，徐志摩对她的看法就不仅仅是使她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这么简单了，而是她在丧失主体性的同时，还被定义成为一个有残缺的、需要经过改造才能成为丈夫心目中所谓新女性的个体。张幼仪的“缺失”并不是她自身有什么身体或心理的残疾，而是由于不符合丈夫的理想的缺失。同时，这理想又因为那个时代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所谓传统与现代之争。在女性依据男人的界定而存在的时代，时代风气发生转变，首当其冲要“被启蒙”的自然又是女性。

    无论是开始的“乡下土包子”事件，还是后来的“打胎”事件，也许仅仅是夫妻二人所故持的一些想法没有得到有效沟通与化解而产生的不良后果。这些来自各自家庭、教育的不同观念本来也许并非不能解决，却在当时那种追赶时髦、一再求新的时代风气下逐渐扩大，最终使两个最初就有着隔膜的人分道扬镳。一次离婚，反而使一个“残缺”的张幼仪找回了自我。离婚之初，她抱定要成为徐志摩心中的“读书”的新女性，一个人在德国带着儿子彼得完成了学业，满足丈夫曾经的期待却成就了自救的事业。令人痛心的彼得之死，可能使徐志摩稍稍感到了现实中为人父的一份责任。张幼仪却完成了从迷失到重获自我的成人仪式。这其中最大的收获恐怕是从中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自己本来就是完整的。种种在观念中的挣扎不过是为自己找到在现实生存下去的依据，而那些观念也不过是过眼云烟，你可以把她定义为一个从传统中重生的现代女性，也可以把她定义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传统女性，但张幼仪只是张幼仪，无论她是否通过完成德国的学业而成为了第一任丈夫徐志摩心目中的新女性，也无论她之后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她用她在传统与现代两极的挣扎回应了这个时代的主题，给出了对在那个时代生存的一个女性的答案。一个女人并不需要被一个男人定义就可以存在，而一个男人反而被为定义而定义的时代所葬送，这其中的玄机与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恐怕是读罢全书所要引起的思考吧。

    既然是传记，自然要出现很多的声音，这里面张幼仪自然是主角。她曾在张邦梅所著的《小脚与西服》中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而在这本《在现代与传统中挣扎的女人: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张幼仪》中，她借很多人之口再次发出了声音——这些杂糅了包括作者和经由她的笔转述的一个个围绕着主人公张幼仪的“声音”。这些声音也许在某些方面不会因张幼仪的记忆偏差、错觉而更显真实与客观。比起那些学究们的研究资料中出现的张幼仪，这本书也因作者加入了合理的文学想象而更为生动、易读，富于感染力。当然，要用一本传记就讲述清一个女人复杂的一生是很难的，历史无不是被杜撰出来的，那些琐碎的细节也许正是因为带有了现在人叙述的视点而变得有意义，并折射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真实。这其中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女人发出她作为个体——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恐怕是那个时代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中对个体的推崇，及鲁迅先生所一再倡导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之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