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陈平原逐步从小说史、学术史转入散文史研究，成果卓著，成就斐然，正如陈先生自言：“这些年，我在小说研究方面确实工作不力，但谈论散文，则颇有创获。”[1]

　　宏大叙事：《散文小说志》
　　
　　《散文小说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后改名为《中国散文小说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再版）仍采用经典的历史叙述结构，但散文分期打破了以政权更迭或社会政治事件等政治因素为标准的方式，以文类演进为核心内容，只论述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类，如先秦两汉的史传之文与诸子之文，两汉辞赋，魏晋玄言，六朝骈俪，唐宋古文，明清八股文，晚明小品，桐城古文，五四白话文等，提纲挈领、条理清晰，凸现了中国散文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研究思路的创新，突破了惯常的散文家生平、作品、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的研究套路，多从文化学切入，探析文学现象所隐藏的文学观念，深入透彻。如“散文”概念，虽沿袭了学界对于散文的一般性认识，但着力分析“散文”概念所隐含的文学观念、审美取向及意识形态因素。

　　陈书如山水写意，以文类为纲兼及文学运动，注重史的叙述及文化意义的思考，凸现散文发展脉络，以才情灵性取胜，但稍有空疏之弊；郭书如工笔细描，（《中国散文史》）以人为纲，注重文学现象的描述及文学文本的分析，以博学多识见长，但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郭书博、详，陈书精、简，各有千秋，不分伯仲。如六朝散文，陈氏标举“骈俪”、“山水与纪游”，从体制、内容两方面勾勒出六朝散文大致轮廓，切中肯綮，精当扼要；而郭氏以时代为序，以人为纲，资料翔实，一目了然，但读者难以明了六朝散文的特征、总体面貌及演变过程。

　　或许有人会指责陈先生题目太大，而篇幅太少，我却以为，小切口、深挖掘或者大题目、大手笔固然值得提倡，但大题小作未尝不是一种好的写作方式。评价一部专著的好坏，不在于题目大小，也不在于篇幅多寡，而在于深度、创新度等方面。写高度浓缩的小书，资料准备一点也不比写大部头少，更为困难的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披沙拣金，选择最精当的文献用最简约的方式表述最深刻的内容，正如陈先生自言这“不只牵涉学问功底，还有学术表达的能力”[2]。

　　微观切入：《明清散文研究》

　　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三联书店，2004）一书，一反《散文小说志》的宏大叙事与理论建构，“转而强调读书时的个人体味、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写作中的述学文体”，“从具体的对象入手，步步为营，抽丝剥茧，将自家对明清散文的感觉、体味与判断渗透其中”[3]，从宏观研究转入个案研究。

　　该书选取明清两代最具代表性的九位散文家，论述“为人”、“为文”，先简要综论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再叙人物生平，但并非世系、履历的流水账，重在渲染人生中最精彩、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事件，注重开掘作家的个性气质和心灵世界，体味文章所蕴涵的真情、韵味，更融入自己对历史的反思和人生的体验。角度新颖独到，李贽从名高得祸说起，论陈继儒小品文的“闲适”，从当时江南高度发达的出版业入手，袁宏道以其为官之曲折为论述之始，张岱则以《自为墓志铭》为叙述之纲，谈黄宗羲重在讨论他如何协调乃至超越文与学之间的矛盾，述顾炎武重在论其从政与论学兼得的理念，说全祖望则赞其经史文合一，论姚鼐则重在阐述教育与文学之关系，令人耳目一新。文字舒徐自然，笔调活泼有趣，叙述通俗明了，探讨问题一针见血，感情饱满却淡然流出，状人形容，自成一格。该书通过对明清九位散文家的阐释，论述晚明的“独抒性灵，轻巧而倩丽”的“文人之文”如何衍变为“注重典制，朴实但大气”的清代“学者之文”的历程，这种演变的动力源自何处，意在勾勒出文学发展脉络与风貌。论证有根有据，既不盲从旧说，也不轻信新论，力求尽言人所未言。
 
　　《散文小说志》从大处着眼，宏观鸟瞰，重在勾勒古代散文的发展脉络及文化底蕴；而《明清散文研究》从个案入手，微观透视，既有理论的宏观把握，又有作品的细微分析。一从大处着眼，一从个案入手，恰可互为补充，互相呼应。如果说《小说志》是正襟危坐的著述，《研究》就更像妙趣横生的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