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OK经营场所，长期使用权利人的作品，却不付版权费，对人家是一种侵权。现在你付少量的版权费，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事经营。——谈KTV版权收费

    我们首先主张传统媒体能够占领新兴媒体的阵地。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现在都是春天。不是谁吃掉谁，而是谁也离不开谁，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谈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关系

    我总有如履薄冰的感觉，任何时候都必须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谈新闻出版业改革

    对话动机

    或许因为曾经是记者，对于采访要求，龙新民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尽量满足。在很多人眼里，这个部级官员并无高高在上之感，多年前和他打过交道的普通官员，仍然会叫他“老龙”。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北京团里，龙新民很少请假，尽管他有很多公务需要处理，如果通过电话能够解决，他总是愿意留下来，履行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

    两会期间，龙新民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当前新闻出版行业的热点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他表示，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个体察民情、关注民生、顺应民意、深得民心的好报告。报告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作为一名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代表，他深感责任重大。

    记者被打我很痛心

    兰成长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必须依法保护记者正常的采访活动、人身自由和安全。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新闻记者的管理。

    新京报：去年《中国贸易报》“聘用人员”兰成长，在大同采访煤矿问题被打死，你怎么看这一事件？

    龙新民：我也是从报道中了解这个事件的。新闻出版总署作为主管部门，听到记者被打死了，感到很痛心。我们有依法保护记者合法权利的责任。

    新京报：目前事件进展如何？

    龙新民：还需要公安部门调查核实，现在还没有结论。我想，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记者工作是个艰苦的工作，有时会遭到被采访单位的不满、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我们必须依法保护记者正常的采访活动、人身自由和安全。第二，有的记者确实不是正式记者，而是聘用人员。

    这些人员良莠不齐，甚至会冒充记者打着采访的旗号敲诈勒索。因此，我们也要加强新闻记者的管理。

    新京报：有一种呼声认为，应当对记者的人身安全进行特别保护。

    龙新民：记者也是公民，一样享有公民人身安全的保护权。我国对保障记者人身安全有一整套法律法规。所以我认为不需要再专门制定一个，我们也没有被授权来这样做。

    新京报：去年还出了几起记者站记者利用职务违法的事件，总署是否会清理整顿记者站？龙新民：去年极个别的违规记者站受到查处，但那只是新闻队伍中极小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因此就出新的规章，但是原有的规章要严格执行。

    新京报：还有一些记者既搞采访又搞广告发行。

    龙新民：这个现象确实存在。我认为采访和广告经营必须分开。扯在一起，会导致一些记者利用采访，要求人家提供广告费或者赞助，造成有偿新闻。如果一些记者站人手紧，又要采访又要经营，我希望他们尽快改进。

    新京报：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在一个单位工作一年以上才可申领记者证，但很多记者是有经验的也承担着采访任务，这条规定是否应该修改？

    龙新民：这是个可以研究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原来从事新闻工作而且有记者证，那么换了新闻单位也可取得采访资格。

    商业网站暂无新闻采访权

    商业网站的新闻采访，还不能完全开放，记者证目前还不能发给他们。如果所有网站都可以自由报道新闻，管理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新京报：下一个问题是关于KTV版权收费的，不少KTV业主认为不该收费。

    龙新民：卡拉OK经营场所，长期使用权利人的作品，却不付版权费，好像你省了钱了，但毕竟对人家是一种侵权。现在你付少量的版权费，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事经营。从长远来讲，对卡拉OK场所是有好处的。

    新京报：他们认为收费标准太高。

    龙新民：收费标准开了若干个讨论会，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也进行了公告。大多数经营者，是认可这个标准的。当然还有少数认为标准高了，认为标准太低的也有。这个标准跟国外相比是最低的。

    而且这是国家版局认可的一个最高限额，各地可以根据实际做一些下调。国家版权局推动这件事，一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版权保护意识，二是促进KTV的发展。

    新京报：对于经营不善的新闻出版单位，总署是否考虑建立退出机制？

    龙新民：应该有退出机制。发展好的，做大做强。严重亏损的应该退出。但现在比较遗憾，我们还没有形成这样一套机制。其中当然有一定困难，有的报刊社，尽管经营非常差，但如果停办，办报刊的人怎么办？一遇到人的问题，他的主管部门就下不了决心，有时候就苦苦撑着。但我认为，总署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抓紧制定退出机制。

    新京报：现在一些商业网站有很大影响力，他们是否有一天能够获得采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