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史学家都把18世纪抗议粮价过高的行动归因于谷物歉收，并聚焦于这些事件突发、非理性的一面。汤普森则拒绝单纯从经济因素来考虑起因。他认为，人的行为也由习俗限定。荒年粮商投机倒把，进一步促使粮价腾贵，而磨坊主、面包师也乘机往面粉里掺杂明矾、剁碎的麦秸和豆类（据说甚至有尸骨），缺斤短两的现象也比较常见。人们聚集起来抗议，是出于他们对约定俗成的习惯、世代相传的权利的理解。在谷物的碾磨、面粉的市场销售和面包烘烤诸方面，没有法律条文作出明确规定，但民众对何为合法、何为非法有着一致意见，并由此又形成一种对社会规范、社会义务的认识。汤普森把这种认识称为有别于（甚至是对立于）18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道德经济学”。
　　在数学模型入主经济学领域的年代提出“道德经济学”，其意义不言而喻。汤普森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就指出，一些大众自发的干预行动往往有悠久的传统验证其合法性：“它很少只是以打开谷仓或抢劫商店为高潮的暴乱，它得到更古老的道德经济学的支持而合法化，这种准则告诉人们：任何哄抬食品价格、靠人们日常必需品来牟取暴利的不正当手段都是不道德的。”[5]古典政治经济学出现后批评之声不断，原因之一就是有人公然违背粮食供应方面的不成文法，引起公愤。一度被苏联学者称为“消极浪漫派”的骚赛就企图在关于经济的讨论中恢复道德的前提，活跃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宪章派诗人也有经济学的道德一说。但是把“道德经济学”这一概念运用于历史研究并作系统的阐发，汤普森是第一人。[6]
　　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最后几年（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出台的《济贫法》是英国历史上最具创新意义的法令之一。以行政法律的手段保护贫民从此成了政府的当然职责。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亦即15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政府在饥荒之年采取各种措施规范市场、管理市场。例如，当时人们将粮价昂贵归因于小麦种植者的贪婪和垄断商囤积居奇，于是政府禁止为牟利而购买谷物，并将大量谷物投向市场，平抑价格。地方行政长官甚至还握有调查产粮区谷物库存和市场需求的大权。这是一种家长制的模式：市场受到监控，消费者得到保护；农夫直接把小麦送到当地集市卖给消费者：没有谷物的“期货”买卖，市场不受中间商操控。查理一世时颁发的《政令汇编》中不少法令都是针对谷物贸易的，有的规定应“按照便宜和厚道的价格向贫民提供小麦”，有的训斥商人，称他们“从不满足于任何有节制的收益，而是谋求保持高价，以压迫贫民”。这部《政令汇编》涉及生活中诸多重要方面，经济史家约翰·克兰帕姆将它比为现代英国（即福利社会的英国）的内政部文件。[7]当时的枢密院（内阁前身）为政令的切实执行想方设法，功不可没，但也得罪了某些势力。在始于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反圈地、重济贫的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都是枢密院中的领袖人物）先后于1641年和1645年被处死。在中国学者编撰的《英国史》上，他们被称为“国王的宠臣、为人民所痛恨的反动首脑人物”。[8]谁是“人民”？他们显然不是圈地运动的受害者和《政令汇编》意欲保护的贫民。
　　英国内战后王权衰微，法令废弛，但是《济贫法》却作为习惯法存留下来，《政令汇编》的基本精神也活在民间记忆之中。据汤普森调查，这部汇编于1662年又以非官方形式出版，1758年再版，编者在新版致读者辞中再次将谷物匮乏归咎于“各种邪恶势力的结合”。汤普森论证道，在18世纪的民众骚乱中，往昔的家长制模式有所复苏，当局对民众的呼声似乎也愿意倾听，并没有对他们的行动实行严厉镇压。即使旨在压低粮价的骚动未能完全成功，它们多少也起到了威慑、调节的作用。也可以说，没有道德经济学的干预，市场价格将更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