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肯定《政令汇编》以及家长制的干预政策对缓和社会矛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就此而言他是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所不同的，也许在他看来，前工业社会的家长式市场管理模式与社会主义经济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有道德的出发点，都主张必要的国家调控和干预，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段不愉快的插曲，其崛起彻底颠覆了人们对饥荒起因的认识，同时也取消了那些使谷物商人感到不便的道德规则。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里以新颖的角度谈及谷物贸易和谷物条例。他指出，在谷物供应不足的年份，政府的干预只会扭曲“自然的”供求关系，最终将使谷物供应商无利可图，影响小麦生产。[9]斯密的市场万能学说与《政令汇编》的主要精神大异其趣。在18世纪的英国，不少知识界、政界的精英参加了关于荒年粮价的讨论。前几年，休谟一篇轶文重见天日（载1998年8月14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这位哲学家在分析谷物贸易时先于斯密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神奇而公正的调节作用。爱德蒙·伯克在向首相小皮特呈上的《关于歉收的详情和感想》一文[10]中也断言：“当政府出现在市场上时，所有的市场的原则都将被颠覆。”按照这一派的思路，自由放任的市场完美无缺，将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需求；政府官员在粮价暴涨时也不必有所作为，现在容忍一下穷苦百姓生活中的不便和痛苦，以确保将来社会各阶层的最大幸福。
　　汤普森说，斯密有关谷物贸易的文字只是“一篇华美的逻辑上自我确证的论文”，这一点可以由一个具体的个案所证实。斯密曾推测，东印度公司针对大米贸易而发布的一些规章和限制应为1770年发生于孟加拉的饥荒负责。最近的研究表明，事实恰恰相反，莫卧儿帝国行政体系的崩溃以及随后产生的权力真空才是饥荒的祸首：救助机构的缺席导致灾民死亡。阿马蒂亚·森在他一系列著作中提出，要解决大规模的粮荒，公共分配系统供应大批粮食是最有效的办法。假如政府不加干涉，一个地区的人大都饿死了，还有什么市场？要指责汤普森不懂“谷贱伤农”的道理是欠公允的。他相信适度惩罚欺行霸市的粮商和投机者会对价格产生行善的效果，同时又承认，措施若过于严厉，也会造成农民和商人罢市，其危害与自由放任的教条同样可怕。
　　反对国家在非常时期平抑粮价，也可能是为某一方的利益说话。纯粹的“市场经济”是否存在，汤普森无法确知。也许“市场经济”只是一个神话，一种比喻，代表了某种利益的面具，遮掩了各种矛盾和冲突。汤普森写道，18世纪英国闹事的民众喜爱的是小生产者的“公开的市场”，而非大粮商暗中操纵的“封闭的市场”。究竟哪一个市场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一旦史学家深入历史细节，最终能发现的只是“有利于这一方或那一方的管理方式”，而不是一个超越历史的抽象模式。[11]
　　中国读者读了这些文字免不了联想到本国的历史。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产生，或许有其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英国气候湿润温和，极少自然灾害。在这么一个风调雨顺的国家，即使在歉岁，也极少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例如伯克就在上面提及的那篇关于歉收的文章里交待，他没有听说有任何人死于那年的饥荒。换句话说，即使听任市场的所谓自我调节，社会后果也不致极其严重。英国史上极少农民造反，1381年农民军向伦敦进发，直接起因是人头税，而非饥荒，这一年没有灾荒。威廉·莫里斯在小说《梦见约翰·鲍尔》（1888）里以“强壮健硕、矫捷灵活”来形容农民军士兵，他借起义军领袖鲍尔之口说，丰年不利于“囤积居奇的奸商和买空卖空的投机家”。[12]明末李岩在《劝赈歌》里描写的状况在英国历史上是极少见的：“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政府不主动赈灾，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人祸（民变）。我国史籍上还常有“岁大凶，人相食”的记载，有的地方饥民与其被食，不如自食。这种惨景是休谟、斯密和伯克等人难以想像的，因此“发太仓之粟，以赡天下”就大有必要。汉代设常平仓，“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以利民”。丰年收购余粮，于荒年抛出，“取有余而补不足”，由此稳定粮价，农末俱利（《汉书·食货志》）。贱籴贵粜的政策和各种粮仓（太仓、常平仓、义仓、预备仓、社仓）的设置与保养都需要国家的主导。当然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也不能事事包办，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给民众的自发能动性留出足够的空间。
　　国家过分的干预也会抑制商业流通和生产发展。王莽时“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数千，弱者曾无立锥之居”，看来这是弱肉强食的市场法则在起作用。王莽托古改制，加强中央政府的职能（胡适称他“社会主义者”[13]），实行“五均六筦”（同管），平均物价，管制工商业，但最后未获成功，“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汉书·卷九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