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访华，经过我们的安排，道涵同志会见了他。当时正值北约轰炸南联盟之后，哈贝马斯秉持“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他是对北约这一行为表示支持的。道涵同志同他展开了讨论，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从学术和政治的角度，委婉而又坚决地指出，这样对一个主权国家悍然使用武力，是有问题的。听了道涵同志的阐述，哈贝马斯也不得不表示尊重。这件事情，既展现了道涵同志的学养，也充分地表现出他坚定的原则性。 

　　道涵同志自己有精深的学养，他对从事出版工作特别是出版管理工作的同志，也有较高的要求。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2003年，道涵同志有一次向我了解中国出版业的状况，询问到各地出版人队伍的状况，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状况。当听到各地出版战线的“一把手”有不少是党政干部从其他岗位上转岗而来时，他非常感慨。他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从事出版管理的同志都是行家里手，像国家出版总署的胡愈之同志、徐伯昕同志等，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罗竹风同志、宋原放同志等，都是有几十年经验的一流的出版家。他觉得从事出版管理的“一把手”，应该更多地从出版界内部产生。让党内的内行人来管理专业性、政治性比较强的部门，是我们党多年来在文化领域的成功经验，应该坚持。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了，我们应该比建国初期更有条件做到这一点。他说，如果以后有机会，要把这个意见向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认真地反映一下。 

　　在多年的出版生涯中，汪道涵同志是我终生难忘的智者。他对图书那么热爱，对出版那么熟悉，对出版的规律认识得那么深刻，对出版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那么重视，都让我受益匪浅。回想起来，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浮现。“水长思泽惠，山高忆德风”，他对于我个人的帮助，对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帮助，令我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