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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处资料记载，丁玲、成仿吾等参与了书稿的编辑工作。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上海黎明书局刊行的《文摘·芦沟桥浴血抗战特辑》，有一篇任天马的采访记《集体创作与丁玲》，说到了《二万五千里》的撰写与编辑经过：“起初由参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段的文字叙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了百余篇。将这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乃集合成了一部长篇巨著。这长篇巨著，经过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后，始成为现在正式的初稿。”而关于丁玲编辑这部书稿时的工作状态，任天马写道：“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二寸的一份……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的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地写上无数极小极小的字。”文章的作者问丁玲“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丁玲说“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现在大家都在加倍率地努力”。又问“将来怎样发行”，丁玲说：“能在外面发行更好，有困难呢，我们自己来印。这部东西自然的有它历史的价值。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流传到全世界去的。”陈云同志的秘书朱劭天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当时他到过丁玲的房间里边，看到她在整理长征记的稿件，丁玲还说先想办法把它带到上海去。朱回到上海以后写过一篇文章，在《上海妇女生活》上登了。这些说法应该都是可信的，但是由于手头缺少辨认笔迹的标本材料，在这部誊清稿本中，尚未认出丁玲和成仿吾的笔迹。我想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丁、陈两位是这部稿子的主要编选人，但在编选和初步修改完成以后，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能参加后来的誊写和最后的修改工作。第二种可能是，在这部誊清稿本里，就有他们两人的笔迹。
誊清稿本删改举隅
《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的修改有多种情形。第一种是改正誊写的讹误和修补誊写的缺漏。第二种是对原文作必要的编辑加工和修辞润饰。第三种是为全稿的体例统一和出版时的尽量精简而作必要的删削。
上文述及，延安印本与誊清稿本基本一致，誊清稿本中的修改，延安印本照改，说明当时在对一份誊清稿本作了修改以后，又在另一份誊清稿本上作了过录。但也有例外。如修改者在一份誊清本上完成修改，过录到另一份誊清本上去的时候，发生了遗漏，同时也说明，带往上海的誊清稿本，也就是我们现在有幸看到的这个本子，是誊清以后的第一个修改本。
编辑《二万五千里》，目的是保存资料并供后人阅读学习，编选有一定的标准，遵循标准，总会有大批文章被放弃，也会有大量文句段落被删改。由于编选者比大部分撰写者的文化素养和文字能力要高出许多，编选修改后的稿件肯定要比原始稿件好得多。经过时间的考验，其中的许多文章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有的已经成为范文。但由于长征这段历史太重要了，而至今留下的有关长征的资料又并不充沛，于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能看到《二万五千里》的原始稿本，是非常幸运的，可惜更原始的材料已经看不到了，否则将更加幸运，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先将原始材料排比成了一部《资治通鉴长编》，如果司马光当时只完成了长编，那么他就不会成为第一流历史学家的司马光了，这部长编也不会被世世代代的读书人所熟知，因为它没有可读性。但是如果现在在一次考古发现中发现了整部的《资治通鉴长编》，那么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将是极其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道理是一样的。
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给世人提供的信息有文物的、艺术的、文献的、人物的，总之是立体的、多方面的，因而具有极高的文物史料价值，我的这篇文章只是解读了其中的一些很小的侧面。
（因原文过长，见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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