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国家，上至封建帝王，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如此。远在周代，就有“王太子年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的规定（《大戴礼记·保傅》）。宋朝的大教育家朱熹也说“人生八岁，自王公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及十有五年……皆入大学”（《大学章句序》）。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庶民百姓，年至八岁，虽然各人条件不同，但按理都应该入学学习。对一般人来说，“学而优则仕”，可以做官。对于王公贵胄来说，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历代帝王，为了使自己的江山传至千秋万代，对以太子为代表的子嗣教育更是十分重视，专设保傅之官负责太子的教育。所谓“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大戴礼记·保傅》）。太子对保傅官要执弟子之礼。唐代设有三师（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太子少师、少傅、少保），执掌太子的教育事宜。由于教育太子的重要，三师、三少成为当时品级最高的官阶。宋代建有资善堂，专为皇太子、皇子肄业之所，规定每年春二月至五月端午、秋八月至冬至为固定讲读时间，所授之书有《论语》、《孟子》、《孝经》、《尚书》、《易经》、《诗经》、《礼记》、《春秋》、《贞观政要》、《唐鉴》、《陆贽奏议》等。明代设有詹事府，负责太子的生活和学习，由春坊大学士与翰林官轮流进讲经史，有《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
    万历皇帝朱翊钧六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到八岁时，隆庆四年（1570），身为太子太傅的大学士张居正就上书明穆宗朱载垕，请求皇太子出阁讲学，明穆宗御批说“年十岁来奏”。所以到了隆庆六年三月，朱翊钧十岁时才正式出阁讲学。在封建帝王时代，太子出阁讲学是一件大事，有着隆重的仪式，三师、三少和东宫僚属都要参加，初讲时内阁大学士要连侍五日，以后每月三、八日一至。据《大明会典》卷52《礼部10》东宫出阁讲学每日讲读仪：
    每日早朝退后，皇太子于文华殿出阁升座，内侍以书案进，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惟侍班、侍读、讲官入，行叩头礼毕，分班东西向立。内侍展书，先读“四书”，则东班侍读官向前伴读十数遍，退复原班。次读经书或史书，则西班侍读官向前伴读亦如之。务要字音正当，句读分明。读毕各官退。每日巳时，侍读、侍讲及侍书官，俟皇太子升座毕，入，东西向立。侍班内侍展书，先讲早所读“四书”，则东班侍讲官进讲一遍，退复原班，次讲早所读经史书，则西班侍讲官进讲亦然。务要直言解说，明白易晓。讲毕，内侍收书讫。侍书官向前侍习写字，务要开说笔法，点画端楷，写毕各官叩头而回。午膳后（时已回宫）从容游息，或习骑射。每日晚，读本日所授书各数遍，至熟而止。
    凡读书，三日后一温，须背诵成熟。遇温书日免授新书，讲官通讲，须晓大义。凡写字，春夏秋月每日写一百字，冬月每日写五十字。凡遇朔望节假及大风雪，隆寒盛暑，暂停讲读写字。
    这就是皇太子读书安排的全部过程，除了仪式繁琐，有展书官、有伴读的侍读、讲课的老师侍讲有两人（一人讲经，一人讲史）而外，学习的程序和普通人差不多，先熟读课文，然后讲解，而后习字，课余时间要熟读，还要背诵。一些帝王尽管自己耽于酒色，胡作非为，但他们也和常人一样，望子成龙，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好皇帝，所以很重视教育，要选择一班品学兼优的人担任讲官。
    据目前所知，朱翊钧开始就学时，读的是《三字经》，然后是《四书》中的《大学》和《尚书》中的《虞书》。当时负责太子学习为首的是大学士张居正，其次是东宫的辅导官高仪、张四维、余有丁、陈栋、陶大临、陈经邦、何洛文、沈鲤等十余人，都是内阁和翰林院的主要成员。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读《三字经》是比较容易的，而读《大学》和《虞书》，要听懂讲官的讲解，明了其大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朱翊钧从小就很聪慧，据万历元年朝鲜来华祝贺万历帝登基的使者在北京所闻：“皇上年方十岁，圣资英睿，自四岁已能读书，以方在谅阴，未安于逐日视事，故礼部奏惟每旬内三、六、九日视朝，仍诣文华殿御经筵，《四书》及《近思录》、《性理大全》皆已读毕，自近日始讲《左传》。”（《李朝实录·仁祖六年》）可知朱翊钧在正式出阁听经筵之前，在内宫已经开始读书认字，也有了相当的基础。由此亦可见当时的皇家教育还是相当严格的，课程负担也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