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哨龙表示钱都在股市里套着，没现金。陈军便表示自己先帮着垫一下，让他们找机会“割”股票出来，帮他们分别买了5万股和3万股的“高目助商”。第二天，郭哨龙拿出18.5万元，谢丽娟拿出10万元交给了陈军。

    郭哨龙说: “那笔钱其实是我动迁房屋的款子，当时想拿去炒股赚点钱再买房子，后来想陈军一再表示只要3个月就可以赚一倍钱，我想就拿去先买股票，以后可以买大一点的房子了，谁知一下子就陷入深渊了。后来不但害死了我老娘，自己也多次寻死。”说着他不禁泪流满面。

    当天，郭和谢将钱捧到陈的家中，由陈的妻子丁某收取并给他们一人一张“海南报价交易中心存单卡”，分别是5万股和3万股“高目助商”。他们质疑为何没有价格和上市期限，丁某说内部职工股的买卖都是这样的。其后还向他们推荐另一只即将上市的股票“农业租赁”。

    又经过一套“劝说”，2001年3月，郭哨龙又花了7.2万元买下了2万股的“农业租赁”股票。

所有经过全属捏造
    得知郭哨龙和谢丽娟身上再无“油水”可刮时，陈军和丁某便不再打电话给他们了，这下他们两个坐不住了。

    郭哨龙连续拨打陈军的手机想问股票何时能上市，一直没人接，不久又变成了“空号”，打到陈的家里，丁某说: “陈军在外地做大生意，你们放心，很快就给你们回音的。”

    不久陈军回电说自己在四川开发铁矿，投资10万到30万元，年回报率有30%，叫郭哨龙继续投资。郭哨龙回答说要投资也得等内部职工股上市后才有钱，陈军表示很快了，已经在正式排队了。

    时间一晃就是一年，2002年春节，实在等不下去的郭和谢催陈军说，股票不能上市就退钱。陈军说: “现在市场扩容压力太大，新股上市暂停了，要不你们每股贴2.8元把股票换成'南山电力'，5月8日肯定上市。”

    郭哨龙这次没有上当，因为他在这一年中不停地通过各种途径找“高目助商”和“农业租赁”的下落，得知这两家公司根本不可能上市。陈军听完就立刻翻脸说那你就活该了，股市有风险的，然后挂了电话。从此再无音讯。

    2002年3月15日，焦急万分的郭和谢打了深圳股民维权中心的热线电话，对方明确告知他俩被骗了，一方面要积极报案，另一方面委托深圳金源律师事务所帮助公益调查。

    2002年6月份，律师专门去了一趟海南，查明所谓“海南证券商”这个法人单位纯属捏造，陈军开的另一家“海南杰仕实业公司”也根本没有证券经营资格，陈军的身份证是伪造的，“高目助商”和“农业租赁”公司名称是有的，但所谓进入上市辅导期并即将上市流通的消息纯属捏造，而且这两家公司早已名存实亡不知去向。

    郭和谢当时如五雷轰顶。郭哨龙告诉记者: “当时我母亲听闻此事气得生病卧床，6个月后便郁郁而终。我几次想自杀，但想起我母亲临走前告诉我一定要活着让骗子受到制裁才没死。谢丽娟因为此事家庭破裂独力抚养一双女儿，她两次跳河，都被救起。我后来劝她一定要保住一条命，找法律机关帮助。”

维权难于上青天
    从2002年下半年起，郭和谢踏上了漫漫维权讨钱路。他们是不幸的，但又是很“幸运”的。
    说他们“幸运”是因为他们的不断申诉引起了上海市司法局领导以及政府高层领导的重视，先后指示尽快认真办理，而著名的证券律师上海震旦律师事务所叶宗林也站出来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然而，尽管如此，他们的报案、起诉事项仍无重大进展。

    2003年3月13日，郭哨龙向上海虹口公安分局报案，内容为陈军以内部职工股为名诈骗他23万余元。警方经过调查认为，“高目助商”和“农业租赁”的股权的确存在，至今也没有注销，不符合诈骗案“虚构事实无中生有”的要素，因此不予立案。

    2003年10月，郭哨龙和谢丽娟又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被以同样的理由告知不予立案。
    2004年1月，郭哨龙到虹口检察院要求立案，理由也是“陈军诈骗”，但检察院认为虹口公安分局不立案的理由成立，也不予立案。

    随后郭哨龙向虹口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陈军返还247000元及利息，虹口法院以本案不在管辖地为由不予受理。

    2004年底郭哨龙又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但二中院认为: 本案系因涉及非上市公司股票等场外非法交易而引起的纠纷，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驳回郭哨龙的上诉，维持原判。

    由于郭哨龙的不断申诉引发了方方面面的同情，有关部门甚至为他专门召开了一个“处理协商会”，参加人员不仅有震旦律师事务所的邵曙范主任、叶宗林律师，还有当时中国证监会上海专员办的一位领导、三位相关法院的领导同志以及公安和检察院的相关领导同志。

    经过一系列的研讨，与会人员的意见不一。律师和证监会同志的意见是倾向于该案应该属刑事案件，包括“诈骗”及“非法经营罪”两项罪名。而公检法机关的同志则认为该案即使立案抓人，也很难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