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套系列书，全名为“各省保安团队及壮丁训练适用书籍”，我手头有18种，但显然并非全套。根据《各省保安团队训练大纲》，地方保安团的训练课目包括政治、军事两方面，政治课目为11个（如公民常识、党义、新生活运动纲要等等），军事课目为术科9个（如射击、制式训练、行军等等）、学科24个（如步兵操典、军队内务、游击战术、侦探学、旗语等等）。这套课本的选题就对应于这些课目，因此，如果全部编成约有三四十种。

　　所谓保安团或保安队，相当于古代的民团，这种民间准军事组织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由来已久，《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武装就是民团。近代形态的民团则滥觞于太平军兴，彼时政府的常备武装八旗、绿营都不堪一击，只能依托地方民团来“剿办”，最终打败太平军的湘军、淮军就是正规化了的民团。民团一般由地方士绅为主导，经费自筹，兵员来自本乡的农民，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战比吃皇粮的正规军更凶悍。经费自筹，使得他们的开销不得不省俭，但在必须使用时又能大笔挥洒不受制约；在本地作战，成败和切身利益有关，所以不能不拚死抵抗。在电影《宋景诗》中，黑旗军对付正规军不难，但却屡次受挫于柳林的民团，以致不得不想尽办法首先消灭掉它。到了清末民初鼎革之际，地方自治之风盛行，民团成为地方自治的重要凭藉，一些地方军阀依仗的军事力量其实就脱胎于民团。同时，由于频遭兵灾匪患之扰，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民众对地方保安需求甚切，民团更成为当时乡村防卫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候的民团不仅仅是军事组织，而是军政合一、军民合一、政教合一的一揽子组织。到了国共分家，国民党的”剿赤“和共产党的武装暴动，都程度不等地利用过民团。蒋介石本人以办民团起家的曾国藩为楷模，因此，当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方略时，自然把民团作为重要力量纳入其”七分政治“之中，1932年南京政府颁布《剿匪区内各省民团整纪条例》，1934年命各地开办民团训练班，规定各省都要划出一些区，每个区每年甚少要训练出一个保安团，年满18到45岁的男子均要受训4月，这套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主编的”各省埃安团队及壮丁训练适用书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这套书还有一个值得一提之处，就是它是由当时有名的中华书局出版的。说起中华书局，一般人印象它是专出古籍的，其实那是后来迁到北京后才形成的风格，在民国时期中华和商务是两家全国最大并竞争激烈的综合性出版机构。中华和商务都靠教科书起家，商务有《辞源》，中华有《辞海》；商务有影印的《四部丛刊》，中华有排印的《四部备要》。但中华在这些场面上的竞争之外，还为国民政府承印纸币，并且也出“各省保安团队及壮丁训练适用书籍”这样的“包销书”。这套书是在1935年内分批推出的，有的品种在半年的时间里就重印了五次到七次之多。据每一种书卷首附印的公文，当时中华书局还专门为此向南昌行营呈文，要求“电令各省订购”，蒋介石于1月30日批示：“准分电内政部暨各省省政府查照办理。”有了这样的“红头文件”，下面无论是实心办事还是敷衍了事，或多或少总要订购一些。如此成规模的“政府采购”，销量和利润自然是十分可观。商务的王云五对此是不大买账的，他在1937年撰文回顾十年来中国的出版事业时不无醋意地说：“一个出版家，除受有政府或财阀的扶植之外，必须先能自立，才能对于社会有所贡献。过去几年间新出版物的增加很迅速，除种种理由外，也因为最大的出版家能够整饬工作，节约成本，一方面可以自立，他方面才能出其余力，多印有用的书。”其中“受有政府或财阀的扶植”的出版家就包括中华书局在内，而“最大的出版家”当然是指商务印书馆和王云五本人。

　　我手头的这十几种书，在内页都盖有“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的钢印，可能是剔除重复的旧书，也可能是解放后把它作为反动书而除名的，如果是后者，那么现在的中华书局连它的样书都没有了。要是这样，这套书尽管不全也堪称珍本了。

    （此文作者系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