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了作为折衷主义者的西塞罗的无奈，他深信法体现着最初和最终的神的精神，深信正义的原则不是任意的，深信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但是“人民的天性常常战胜理性”。作为政治实践的指引，最好但却不能为民众接受的法等于是无用的。智慧者的立法必须降低法的标准，让其以一种能够为民众所接受的形式出现，同时最高的原则仍旧能够充当人类行为的指南，此时虽然不是最高的法，但却是有用的。安提戈涅的控诉在此已经成为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残存的三卷《论法律》使我们不能获知西塞罗在多少程度上完成了他自己所设想的任务，但是至少我们已经不能对西塞罗再过分苛求。作为一位政治实践家，他处于种种矛盾之间，蹒跚挣扎于政治实践与哲学沉思的冲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