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革新，从历史上看是承继的，从逻辑上看是螺旋上升的。这合乎认知规律，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前进着的。从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到牛顿、爱因斯坦和波尔，人类在不断地积累和丰富对于物理世界的认识。在这个领域，人们似乎没有，也好像不需要，因为前人的睿智而让他们的光芒将所有的后人送入阴影，或者因为后人的辉煌而将前人的贡献一笔抹杀。类比于此，经济科学也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思想发展史。不了解新古典，就很难理解现代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所有重大的新成就，都是以它为基准，都要借助于它的一些概念与工具。像新古典经济学这样有着如此深广影响的学说，总包含着人类对经济世界的真知灼识。所以，本书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体，而把合同论、博弈论等留给其他专门的教材来作更多介绍，道理其实就像有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数学和物理学还是将拓扑学和量子力学作为专门课程，而仍然把微积分和普通物理单独作为基础课程一样。在更新的能让这些传统和革新都在自身内部找到恰当位置的体系诞生以前，这种新旧并存的局面恐怕还要持续相当的时间。

    有两件轶事值得在这里提一下。一件是关于科斯的，他大学时到企业去，发现那里的情况不像黑板经济学讲的那样，于是才受启发写出了后来使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篇开创性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另一件是关于斯蒂格利茨的，他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他是在非洲生活的日子里，才越发感觉到完全竞争模型是多么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才越发意识到必须按与现实相一致的假定和结论来构筑模型。这两件事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是被教授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发生的不一致，而即使是本科的教材，也足以为形成这种冲击提供对照。当然，经济理论也有它相对独立发展的一面。德布鲁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所详细叙述的他为了使一般均衡理论严密化、一般化和简化，而耐心等待、借助和引入数学中新的分析技巧，从而解决了偏好、效用和需求中的几个形式化问题的故事，就是一证。不过，从根本上说，前者总是更重要。数学能使概念更精确，思想更流畅，论证更简明，但只有被直觉验证的数学结论才是更有趣的。而这，也正是本书刻意想做且又做得很精彩的一个方面。

    现在来看对本书这样一类教材的中国需求。时下，全世界聚焦中国。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其原因有三：一是继东亚经济增长奇迹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创造出了持续稳定增长的新纪录；二是继原苏东一些国家转型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更令世人瞩目的业绩；三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规模与速度，使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局面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方面，中国的重大问题成了全世界都关心和研究的问题，中国现在不乏来自全世界的最好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思考中国的问题现在就必须用，也能够用全球的眼光和全人类的知识。总之一句话，解决好了中国的问题，就是解决好了世界关注的问题，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作出了贡献，就是对经济学作出了贡献。

    那么，什么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呢？在回答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历史的经验。在中国近代，中国向何处去是时代的中心问题。为此，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学习，他们找来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找来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但是，都失败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方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情况，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群众的革命斗争，才在实践中排除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干扰，认清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找到了夺取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的政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过渡时期完成以后，新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实践，所以也就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论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推行的实际上是原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才转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试验计划经济，参与的人这么多，历时这么长，代价这么大，可是到了1976年，我们的国民经济却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中国试验市场经济转轨，参与的人更多，但历时却短，代价也小，成绩却很大。这两个试验，回答的都是当代中国的中心问题。它们是中国的世界级遗产。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