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在他那本被译为《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著作中认为，一些国家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不仅标志着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失败，而且还意味着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与新古典经济理论范式的失败。因为它们之间是包容、支持的关系，它们的根本错误是一样的。他还认为，一些国家的转型不太成功，其实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从而也是作为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失败。他把产权关系扭曲看作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又认为明晰产权不一定就能产生效率。他的看法有多少是对的，又有多少是错的，值得人们去思考、去检验，但首先，你就得知道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什么是华盛顿共识，什么是新古典范式。

    那本批评计划经济的名著《短缺经济学》曾经风靡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作者科尔奈也因而为我们所熟知。他提出的软预算约束理论，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并被吸纳进了一般经济理论。这是一个在欠发达国家产生出重要理论的典范。他的成功来自两个条件：一是参与计划经济实践，从而能够更容易地观察和捕捉到在计划经济下比在市场经济下表现得更突出、暴露得更清晰的软预算约束现象。二是多次访问英美大学所作的知识准备。我们现在丰富的实践，为我们的自主理论创新准备了第一个“行”的条件，而要利用好这个条件，我们还要作好第二个“知”的条件的准备。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态度既是实事求是，也是与时俱进。这不是不要理论，而是不盲从不轻信未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即使对那些在彼时彼地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也不采取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态度，而是要看它们在中国经济的此时此地是否也被证明是真理。这也不是经验主义，而是不断思索，不断总结，不断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在生活中，真理与谬误常常纠缠在一起，而在学术界，却又总有那么一些人声称已经掌握了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和谐而不是争执，宽容而不是独断，创新而不是守成，谨慎而不是鲁莽，会有利于我们广泛听取、比较和鉴别各种观点和意见，充分吸收、消化和利用各方面的经验，从而在亿万群众参加的中国建设实践中，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来。

    从这样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你就会欣喜地发现，我们还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在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如此大规模地在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现代经济和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也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对国情这样了解，与世界这样沟通，和前沿这样逼近，对未来这样乐观；我们更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积累了如此之多，如此之宝贵的具体结论：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稳定、改革和发展，按贡献分配，现代公司制度，科学发展观，效率、平等与和谐，竞争与创新，等等。只有了解历史，了解世界，了解全部经济学的人，才能真正体会这些结论是多么重要，这些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这些结论，已经写进了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成了我们制定路线与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成了我们写就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这篇新时代大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是我们的主流，与时俱进，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边缘化。当我们在课堂上大讲特讲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时候，我们更要大讲特讲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为，前者，是我们向世界学习；而后者，才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

    方向已经辨明，道路正在脚下，有志气、有抱负、有能力的中国人，坚定往前走，不动摇！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