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它紧紧抓住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和前沿。上个世纪，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对传统新古典的责难和反思在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第一，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科斯革命。它提出了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大问题：为什么有的（什么样的）经济活动在市场中进行，而有的却在组织（如企业）中进行？产权、法律、组织（通过交易成本）对此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是重要的）？当经济活动发生在组织里面时，调节行为和配置资源的机制与市场机制有些什么样的不同？此前，传统新古典是不讲产权，不讲制度，不讲法律，不讲政治，不讲组织的，科斯革命之后，便逐渐产生了建立在新古典分析基础之上的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等新兴分支学科，它们滋养、丰富和推动着理论经济学主干的拓展和深化。在传统新古典那里，企业只是个黑匣子，只是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企业的性质（为什么要有企业）和企业的边界（与市场的界线如何决定）是什么？企业内部各层级、各单元的激励和协调如何进行？这些基本的企业理论问题都没有得到研究，甚至都没有被恰当地提出来。而到现在，经济学却有了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的委托-代理观点的企业理论、交易成本观点的企业理论，和不完全合同与产权观点的企业理论，等等。第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以阿克劳夫、斯蒂格里茨和斯宾塞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它被视为经济学流行范式的根本改变。它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如果信息是不完全的，获取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话，传统的竞争均衡模型还是否继续有效？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是否还继续有效？在信息（事前或/和事后）不对称情况下，应该怎样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经济学应当如何引入信息问题，是作为自身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将传统理论全部重写？传统新古典是以完全信息为假定前提的，而新范式的倡导者则认为，放松这个假定，竞争均衡就可能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均衡。他们还认为，旧范式不是没有看到信息问题，而是没有办法将它们纳入模型。因此，他们积极地发展起了信息经济学，或叫激励理论，或委托-代理理论，以便处理信息问题；同时，也将它们积极地用于市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政府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之中。第三是以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为标志确立，再经过纳什、海萨尼和泽尔腾(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夏普利，库恩，塔克，鲁宾斯坦等许多人的杰出工作而迅猛发展起来，并在经济学中取得中心地位的博弈论。它的开创者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通过完全竞争假定（通过假设使价格成为给定），把经济人决策归结为可以规避博弈分析的一个单人简单最大化问题。但实际社会活动几乎都涉及策略互动，所以需要靠博弈论来分析。这个理论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 (以什么工具) 解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冲突与合作）？在相互依赖的策略互动的情况下，人们应该如何选择理性行为：采用什么策略，形成何种联盟？它能否找到一个既相互联系而又根本上统一的方法论？它能否既与市场竞争均衡贯通，又能应用于制度和组织中的激励设计？它发展了一系列博弈均衡的概念和定理，形成了包括完全完美信息（静态与动态的）和不完全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非合作博弈理论、讨价还价理论、合作博弈（合同关系）理论、演进和学习博弈理论、实验博弈理论在内的庞大体系，并被频繁、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本书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是它能在同样的中级水平上，通过市场失灵的逻辑联系，巧妙地将信息理论与外部效应摆放在了一起，将应用博弈理论与寡头理论贯穿到了一起，将拍卖作为市场形式和市场设计与市场供求均衡连接了起来。也许是太想体现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消费者行为与厂商行为时方法上的一致性，本书没有讨论企业性质，也没有打开企业这个黑匣子。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在他们的《经济学、组织与管理》一书中，对这一问题是这样处理的，比如，他们先介绍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的供求决定模型，然后指出它的不实际，再详细阐述现代激励报酬理论。本书作者其实也完全可以这样对待企业理论，当然对于他作过特别研究并特别熟悉的信息技术那一章，他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