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赵炜在有一个12岁的儿子之后发现自己又怀孕时，曾想坚决地打掉。得知赵炜的想法，邓颖超先是委婉劝了几次，让赵炜把孩子生下来;见赵炜仍在犹犹豫豫，她最后竟有点“急”了。邓颖超后来对赵炜的女儿格外喜欢，不但给她取了名字，还总是不忘告诉这个幸运的小生命:“你的命是我保下来的！”她特别愿意听孩子甜甜地喊她一声“奶奶”。

　　“虽然没孩子，但我跟她接触几十年，没感到她不幸福。”赵炜说。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喜欢孩子，也经常带孩子过来和老两口玩。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把父母般的爱，给了烈士后代，这是广为人知的事情。曾经有文章说他们两人养育了十个烈士子弟，这十个孩子是谁，赵炜没考证也没问过邓颖超。但以她在西花厅的经历，“一直和总理、邓大姐保持非同寻常联系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孙维世，一个是李湄(注:李少石烈士之女)”。

　　赵炜印象中的孙维世非常漂亮，和周恩来、邓颖超的感情也非常好。当孙维世决意嫁给金山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不是很同意，但也没有硬拦。不过在孙维世结婚时，周恩来特意让邓颖超带去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贺礼，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干爸的一番苦心。

　　众所周知，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总是忍不住跟赵炜念叨:“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通讯方式进行沟通。大姐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大姐和总理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大姐给了他一个拥抱，我们大家都在一旁看着笑。”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里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赵炜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非常岁月　　细心观察，周恩来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为满含笑意、意气风发之态;而在最后十年，留下的几乎都是面色冷峻、饱含忧虑的形象。“文革”一起，“西花厅”也改成了革命色彩浓厚的“向阳厅”，原本洋溢着的温暖气息也一下荡然无存。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文革”一起，周恩来夫妇首先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原来往来的老友、烈士子女，甚至周恩来自己的侄辈，一下子都从周恩来的生活里隐去了。

　　“总理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锻炼，你从他的表情和言谈根本感觉不出他内心的波动。”赵炜说，虽然外面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压抑，但在西花厅内部，她很少听到周恩来谈论什么。“我记得天安门第一张贴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报到我们那里，大家都很紧张，总理一回来，赶紧把大字报抄下来送进去。我记得在客厅，大姐说，你们别紧张。”邓颖超只是一再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要特别谨慎，不给总理惹事。“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赵炜说，在“文革”之前，大家就对江青这位“第一夫人”敬而远之，一次江青看上了周恩来身边的一个护士长，一听要调自己过去，护士不情愿地哭起来。到了“江办”，一位同志看到她在哭，特地叮嘱:“别哭，赶紧把脸洗洗，一定要用凉水洗！”护士也只能言听计从。和江青一握手，江青大呼:“你的手怎么这么凉！”马上把护士退回周办。现在想起来，赵炜揣测一定是江青身边那位善良的同志是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她。在那样的年月，这样的细节总让人感觉格外温暖。

　　1967年1月12日，邓颖超悄悄告诉赵炜，贺龙一家住了进来，就在前客厅，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们夫妇。“文革”一起，贺龙夫妇就成了造反派的攻击对象，不堪忍受的贺龙在一天之前偕夫人贺明、儿子贺鹏飞偷偷搬进了周恩来这里。因为事关重大，邓颖超此前都对此事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