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西花厅后，贺老总几乎没出来过，周总理安排专人给他们送饭。我们工作人员也心照不宣地不提贺老总的事。”那几天值班，赵炜常常看到贺龙屋里的灯很晚还亮着，想到连贺龙这样的老帅都有家不能回，她心里不禁一阵难过。

　　9天以后，贺龙夫妇搬出了西花厅，几个月后，贺龙被迫害致死。周恩来对这位在南昌起义时就结识的革命战友一直怀有内疚之情。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薛明。1974年底，在贺龙追悼会上，周恩来一进门就大声对薛明说:“薛明，薛明，我没保护好他啊！”说罢，76岁的周恩来老泪长流。

　　20年后，赵炜在整理周恩来遗物时，发现了周恩来亲笔改的悼词，“在这份文件上，我看到最初定的是在贺龙追悼会上行三鞠躬，但在追悼会时，周总理却向贺龙鞠了七个躬。总理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当时没有问，现在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1971年9月12日，谁也没有感觉出来第二天将要发生一场震惊世界的“叛逃事件”。赵炜记得，因为头一天睡得很好，下午5点准备离家去大会堂开会的总理显得精神充足。出门时邓颖超提醒他别忘了吃药，周恩来含笑答应:“你放心吧！”

　　这天晚上，周恩来没有回家，工作人员奇怪，邓颖超也奇怪，“连续20多个小时不回来也没有一点信息的情况还比较少见”。下午，值班人员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语气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值班人员听得一头雾水。

　　9月14日下午，主管警卫的杨德中受周恩来之托，来到西花厅找邓颖超交待一些事情。“杨德中走后，邓大姐马上交待我，让警卫把大门关上，只有总理回来才可以开，其他任何人都走小门。她还让我告诉大家提高警惕，以防万一。”赵炜回忆，跟了大姐那么多年，那天她的状态也很少见:既不怎么跟大家说话，也没有踏踏实实地吃饭休息，总是坐在椅子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15日下午，大家接到电话说总理一会就回来。16点多，当周恩来在门口出现时，一直在等他的邓颖超一见面就心痛地说:“老伴呀，我看你的两条腿都抬不起来了。”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的周恩来掩饰不住的疲惫，老两口进了总理办公室谈了一会话，“我听到大姐劝总理好好睡一觉，而总理居然不比往常，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在我的印象中是不多见的。”赵炜回忆。

诀别　　1975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几位秘书:“组织决定通知你们四位秘书，应该让你们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估计，这个病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活得长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过1976年的春节。”这是赵炜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总理得了癌症。“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脑子一下懵了，耳朵好像都失灵了。大家都哭了，但又不敢当着邓大姐的面哭得太厉害，出来后我们四个人都掉了泪。”其实那时候周恩来已经被病痛折磨好久了——1972年5月，周恩来在做常规体检时被确诊患有膀胱癌;1973年3月在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治疗，1974年6月住进305医院后，直到去世前，他先后经历了大小手术14次，几乎40天就要做一次，除了原有的膀胱癌，结肠癌也趁机袭来。

　　11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跟邓颖超进了病房，周恩来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很坚持地说，“要握”。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

　　此后每天，赵炜都要陪邓颖超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也给他念文件。一次，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让邓颖超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歌片儿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十几天后，周恩来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颖超坐到病床边，对她说:“我昨天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吴院长(吴阶平)，还有熊老(上海来的医学专家)。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接着，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难想象，一向处事周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在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而这几句话，成了他心头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赵炜回忆，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对邓颖超说了这句话。“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回去以后向毛主席报告。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