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新出版吕氏史著具有怎样的意义？
　　正因为吕氏著作中贯注着其人与近代史学新风尚大不相同的史学精神，所以，重新出版吕氏史著的意义，也应该从这一角度加以体会。他的著作与钱穆、二陈的一样，标示着中国史学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可能是一个更为中国化的方向。这次列入《吕思勉文集》重新出版的一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氏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属于吕思勉的最主要的著作，也都是已成为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经典的著作。《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下至1922年，乃名副其实的通史，当然极能体现吕思勉博通周赡的为学蕲向，也是其历史识见的成功实践。《白话本国史》1923年出版后一再重印，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很大影响也很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顾颉刚有言：“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而受顾氏赞许的“较近理想的”，也只有三四位先生的书，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即在其列。吕著断代史初版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虽断代为史，然吕著断代史的基础仍在于“通贯”，对此严耕望有着贴切的认识，上引严氏文章的标题即为《通贯的断代史家》，以“通贯”修饰断代史家，凸现吕氏史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