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类资料的编著，一向是中国历史研究史的难题。在史学家看来，一部理想的通史著作，总以“通贯”和“周赡”为最高目标。但是中国历史横贯上下五千年，史料多如牛毛，要在区区数十万字的篇幅里，做到“通贯”而又“周赡”，实在难度极高。 “通贯”、“周赡”难以两全，这实在是通史著述难出精品的一个主要因素。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中国通史的写作，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史学四大家”，他也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谭其骧称他“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他的国学基础深厚，但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他的一生史学著作丰富，尤其以《白话本国史》影响最大。《白话本国史》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本书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篇构成，在每一篇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叙述了从远古时代到民国十一年时期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

　　严耕望称吕思勉的治史是“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这也是《白话本国史》的主要特色。《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作者写作之年（1922），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在20世纪的史学界，凭作者个人力量独立完成，囊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时段的中国全通史，迄今惟此一部。

　　《白话本国史》渗透着吕思勉先生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他在撰写过程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而是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勉先生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所以，他的《白话本国史》除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还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从一种新史学的角度，剖析了那一场场击鼓传花式的王朝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