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福克纳，似乎能想到的都已成了老生常谈，从“邮票”般大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到美国南方，从意识流到多声部叙事，从《喧哗与骚动》到《我弥留之际》……这个虽说一辈子大多数时光只生活在“邮票”般大的土地上的乡巴佬，在中国的作家圈里却广受欢迎，连作家莫言也恭称一声“福克纳大叔”，可能很多人在福克纳的那个“约克纳帕塔法县”里，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故乡。

　　一说福克纳，许多人总要拉上海明威。一个藤蔓交错的句子，“用几把斧子也修不干净”；一个简洁明快的电码，设想这两种“极端风格”的作家互不相服，倒也在情理之中了。福克纳在一次讲演中，说海明威在写作上“缺少实验的勇气”﹐使海明威大为光火。海明威干脆把福克纳的文章说成是“从重庆用船在夜间运到宜昌的秽物”，而对福克纳这个“酒鬼和文字游戏玩家”，早几年先于自己拿上诺奖，海明威却很不以为意，他只是轻蔑地把诺贝尔奖叫做“瑞典的那个东西”……这些文坛“恩怨”福克纳迷都是津津乐道的，当然也包括福克纳为海明威《老人与海》写的酸不溜丢的简评：“迄今为止，他笔下的男男女女都是自己形成的，是用自己的泥土自己塑造自己的；他们的胜利与失败也都掌握在对方的手里，仅仅是为了向自己、向对方证明他们是何等坚强的硬汉……”这样的句子往往是“明褒暗贬”，福克纳大概是想说海明威的思维太简单了，到故事的最后还不是证明一些“硬汉定律”而已。

　　其实在福克纳的一些短篇里，同样有着很鲜明的“海明威味道”，比如《太阳落山》里面，通过两个孩子无知的对话，讲出了一个女人受丈夫虐待的故事，在两个无知孩子的对话后面是一个女人的命运，把这样的文字同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放在一起，几乎是一类风格的作者所写，那是属于福克纳的“冰山理论”；看来，说福克纳唠叨庞杂也只是一面，换成中国话来说，“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福克纳把写短篇比作“卖淫”（福氏的长篇绝不允许编辑改动一字，而短篇往往有了很多徘徊的地方），虽说福克纳心里未必真正在乎这些东西，但即使如《献给艾米利的玫瑰花》这样短小却结构精巧的“杰作”，仍是在“卖淫”中产生的，这其中也包括著名的《喧哗与骚动》，最初也是出于偶然的一个短篇的想法，福克纳不过是把一个故事写了五遍而已。

　　除了语言以外，阅读福克纳，无法回避的是结构，随着精巧的结构而来的是整个“时空观”的问题。《喧哗与骚动》里，福克纳让班吉、昆丁与杰生各讲一遍自己的故事，最后以迪尔西为主线，把剩下的故事讲完。

　　小说出版十五年以后，福氏仍未满足，在为马尔科姆·考利编《袖珍福克纳文集》时，又为康谱生家族的故事作了补充，作为附录，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甚至不惜以打破时序来完成这样的“结构”？最终的根源可能还在作者的“时间观”上，萨特在《福克纳小说里的时间》中指出：“这一现在的另一特点是陷入。我用这个词是因为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表示这一无定形的妖魔的某种静止运动。在福克纳的小说里，从来不存在进展，没有任何来自未来的东西。现在并非首先曾经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陷入”是对钟表的遗忘，班吉的记忆里没有时间，一切都是一大堆杂乱的感觉，“要理解真正的时间，必须抛弃这一人为的计时尺度，只要小齿轮在喀哒喀哒地转，时间便是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过来。所以昆丁砸毁他的手表这一动作具有象征意义：它使我们进入了没有钟表的时间。白痴班吉的时间也是没有钟表的，因为他不识钟表。结构、时间、人物的“时间态度”在福克纳这里是统一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每个人也永远“陷入”自我的时间里，所以无论用“意识流”，或是“现代派”这样的词来评论福克纳，终究隔了一层，在福氏来看，结构不过是容纳“时间”的容器而已。

　　后来在《八月之光》里，多线索叙事总是在丽娜的“在路上”的行走意象中完成，以期于“古瓮上的绘画”的效果。大多数阅读福克纳的人，往往迷恋于各种各样的结构与技巧里，在各种形式的迷宫里寻找，恰恰忽略了福克纳最质朴的一面——那些带有忍冬的气味的地方，那些文章“毛孔”所透出的气味，才是福克纳最伟大的地方。在《我弥留之际》里，安斯认为，上帝造动的东西时，总是让它平躺着（比如路、马、车）；而造不动的东西时，总是站立的（像树之类的）。与其说这是主人公的直观哲学，不如说它是属于整个“约克纳帕塔法县”，如同《去吧，摩西》里那首古老的灵歌一样，它也是整个美国南方文学的挽歌，夹带着黑奴的汗水、死亡的腐烂混杂在忍冬的气味里——“They endure”。在复杂的福克纳长句的后面，谁也没有注意其简洁的一面，这才是整个“故乡”的注脚，也是最有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