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与史景迁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史景迁是总结历史，不讲什么后现代，他总结历史本身的看法很有趣。他讲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跟当时的时代有关系，跟外国的政治状况有关。比如西方国家需要保守主义时就把中国的保守主义讲得很好，他们需要启蒙时就把中国讲成启蒙的理想。” 

    “两种文化相处时很容易有误解，‘误解’不一定符合被看的一方的本来面目，但能开拓人的思想”，乐黛云强调，“史景迁的主要贡献是，启发不同文化要互看，从而造成一种张力。自己看自己，比较封闭。我看你，与你看你自己是不一样的”。 

司马迁著作让人惊叹 
    史景迁对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源于他的求学之路。23岁那年，对中国非常陌生的史景迁，拿着剑桥大学的毕业证书和美仑奖学金来到耶鲁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他师从的是费正清的学生和挚友——著名女史学家芮玛丽（Mary C．Wright）。 

    为了让史景迁接受更好的指导，芮玛丽后来推荐他去了澳洲跟随房兆楹教授夫妇做博士论文。房兆楹是对史景迁治学有较大影响的惟一一位中国老师。 

    史景迁没有辜负严师厚望，1965年，29岁的他以论文《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获得耶鲁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获得了大奖，次年迅速得以出版，他本人也因此破例得到了母校教职（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在美国一流大学里比较少见）。 

    史景迁在接受央视制片人王利芬访问时，回忆了当年的学习生活：“我现在仍然记得我读司马迁的书时的那种激动，有很多的难懂的故事，但当时读的是翻译文章，所以还是能明白那是多么好的文章，司马迁的谋篇布局让人惊叹，它与西方的思维方式是那么的不同，那样的新鲜。” 

    1970年，史景迁在芮玛丽去世后接替了她在耶鲁的教职。从处女作《曹寅与康熙》算起，史景迁近40年写了14本与中国有关的书。 

    著作等身的史景迁在课堂上也以非凡的演讲才能征服了众多耶鲁学子。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曾旁听过，“史景迁的中国近现代史课是最叫座的课程，每次选修的人数都超过500人。换言之，差不多每两个（耶鲁）新生就有一个选过他的课”，“迟到者只好坐在过道上，甚至爬到窗台上听课”。对本国历史都不甚了然的不少美国青年正是从史景迁的书中第一次知道中国有鲁迅、丁玲。麦克阿瑟基金会因此授予史景迁31万美元的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