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内地图书市场出现过很多文学畅销书。这不仅使余秋雨、贾平凹、王朔、池莉、二月河和王跃文等作家成为颇有影响的畅销书作家，也使金庸、琼瑶、三毛、柏杨、李敖和龙应台等香港和台湾作家的作品变得更加畅销。面对此起彼伏的畅销书现象，人们一直有多种看法：或认为得于“炒作”，或责怪作家“媚俗”，或不满读者趣味，或归于作品魅力，或抱顺其自然态度，等等。

　　对于读者众多的图书市场而言，常有文学畅销书确实不怪，但从畅销书的复杂构成来看，问题并不简单，决不能片面强调某种因素。事实上，新时期文学畅销书现象显示着复杂的时代景观和多种精神表现，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一、时代特征的巨大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指出：在艺术品产生过程中，特定时代的社会风气、社会精神、群众思想和审美趋向等，不仅影响很大而且“始终占统治地位”。丹纳的艺术史论对经济生活虽有所忽视，但重视“时代特征”对艺术的影响则见解深刻。

　　考察新时期文学畅销书现象，不难发现时代特征也至关重要。时代的政治经济、精神趋向和审美风尚，当然左右着创作追求、出版导向和读者接受。根本上说，文学畅销书现象首先就是一种映现着时代特征的现象。这种时代制约，从中国当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畅销书情形就能看出。

　　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作品畅销，如《保卫延安》1954年出版，几年间发行百万余册；《红岩》1961年出版，三年印行400多万册；《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到1959年上半年就销出130余万册。《创业史》、《红旗谱》、《林海雪原》、《三家巷》、《战斗的青春》和《苦菜花》等也都多次加印，都是多则数百万册少则几十万册。

　　这些“红色经典”在新时期还在加印。据统计，“文革”时期出版了近百部长篇小说。十年百部当然不多，但畅销书也不少。除《金光大道》风行一时，当时也拥有很多读者。至于新时期，文学畅销书不仅更多，而且具有以往时代不可能出现的多元性质和复杂特征。

　　显而易见，不同时代的文学畅销书现象极为不同。比如从题材、主题、思想情感、艺术手法和语言等审美表现来看，“红色经典”和新时期多元作品就大相径庭，新时期伊始不胫而走的作品与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畅销作品也差异明显。畅销情形更是与时有变。比如《艳阳天》十年间发行500多万册，《欧阳海之歌》出版一年竟印发两千多万册，新时期初期很多文学刊物发行十多万甚至几十万份，有些并不成熟的作品当时也能轰动一时，这种读者接受就和时代特征连接一体。

　　二、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如果说不同的时代特征会导致文学畅销书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形，这种时代特征中也有主次之分。研究新时期文学畅销书现象，不难发现市场经济发挥了杠杆作用。文学作为艺术生产，产品必须投放市场，没有图书市场就无所谓畅销。政治挂帅的计划经济时代，出版作品即使以政治为本，作品畅销也靠读者购买。市场经济对文学畅销书的主要影响有：

　　首先，它带来了文学出版事业的空前活跃，真正的畅销也多在这里出现。文学出版只要进入市场经济就有市场规律。出版社的重视盈亏，民间发行的神通广大，图书市场的激烈竞争，都是市场经济的连锁反应。出版社都希望自己出版的作品畅销，但畅销与否却存在多种因素。与此，同时在各种出版行为中当然也出现了不良现象，如投机性炒作、“一女多嫁”、重金钱不重效果和迎合庸俗趣味等。

　　其次是对作家的影响。谈畅销书，有人常责备作家“媚俗”，批评他们迎合流行文化。这有一定道理但显然简单。很多严肃作品的畅销就与“媚俗”无关。比如《随想录》、《皖南事变》、《白鹿原》、《洗澡》、《活着》、《曾国藩》、《走向混沌》、《尘埃落定》、《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檀香刑》等的畅销就是如此。但必须承认市场经济对作家的影响确实很大。且慢说善于走市场的作家，也不说一般作家都有了市场意识，就是严肃作家的创作也必须注意读者需求与审美心理。如今很多严肃作品也非常讲究可读性，说明它们的作者也很重视市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