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得不悬赏20万元追查《我的生活》的盗版源头
　　■盗版侵害的是国家和出版社的双重利益
　　■出版社如果一心想着高利润，就会和市场对立，反而把读者推给了盗版商
    ■政府如果像打击假烟假酒一样来惩治盗版，盗版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
　
    嘉宾：章祖德（译林出版社社长）、路野（北京图书研究所副所长、营销总监）

    有人曾形象地把盗版比喻为出版界的牛皮癣，难以治愈。的确，在现在的图书市场上，那些畅销的图书，几乎无一例外地遭遇盗版，甚至出现对盗版的再盗版。前些天，克林顿回忆录《我的生活》中文版还没有上市，市场上就已经出现了六七种伪版书。于是，在《我的生活》出版之际，译林出版社不得不公开向社会宣布，将悬赏20万元追查《我的生活》的盗版源头。据图书出版业内人士保守估计，近年来盗版书和正版书的销售比例至少是1∶1。也就是说因为盗版，全国出版社每年要损失10多亿元码洋，减少两三亿元的利润。盗版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畅销书运营成功的最大障碍。

　　面对图书盗版，出版社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和盗版者过招。如：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在推出《汉英双解新华字典》时，投资30多万元进行黑白水印防盗措施，漓江出版社的刘墉作品系列在各地书店不得不同时上市抢占市场，作家出版社出版《霜冷长河》时，一次就印刷23万册，7日内一次性覆盖全国市场，不给盗版书时间和空间。

　　尽管打杀盗版的喊声很大，行动也很及时，但盗版似乎丝毫没有罢手或者退缩的迹象。有人说，如果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讲的是一个玄妙和高深的道理，那么，中国出版业浅显而又简单的道理是“盗可盗，经常盗”。面对盗版，难道我们真的没招了吗？

　　记者：盗版的确让人头疼。可以说，一本精心打造的畅销书还没有上市的时候，出版社就已经和盗版商开始过招了，那么，面对盗版者从背后盯上来的眼睛，出版社应该以怎样的思路来应对呢？

　　章祖德：盗版的确让我们大伤脑筋。比如，针对《我的生活》中文版的盗版，我们出版社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所有正版书都是精装本，扉页和前后环衬都用特制的防伪水印纸印刷，在阳光和灯光下可辨认出“译林出版社YilinPress”字样，此外，正版书厚达1000多页，假冒书一般都不会这么厚。而且，此次译林社还公开向社会宣布将悬赏20万元追查《我的生活》的盗版源头，以打击盗版的嚣张气焰。

　　路野：盗版问题在1994年的时候最显猖獗。当时出版的《新华字典》能够一夜之间真假难分，盗版和正版在同一时刻占领市场。可以这样说，现在市面上只要是超过5万册以上发行量的书，都会出现两个版本以上的盗版，现在的盗版对象已经不再是以前单纯的武侠小说、名人传记等文艺类畅销图书，而是任何有市场潜力的图书，包括各种教材、教辅、辞书、工具书、法律、经济类图书等等。这些盗版书不光在书摊，也会在正规的书店里出现，出版社应当意识到，盗版问题说穿了还是个市场利益问题。

　　记者：很多读者对盗版书情有独钟，一个重要原因是，盗版书的价格相对低廉。这里有一个怪圈：当正版书的书价过高，读者买不起书，图书销量就会减少，书商利润也降低，于是出版社的成本就会提高，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出版社和书商反过来会再抬高书价，从而加剧了书价的虚高不下。所以，有人说，打击盗版的根本办法是让虚高的书价降下来，你们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路野：我认为，这的确是问题的关键。查处盗版要由专门的执法机构进行，而对于出版人，惟一应该反思的是为何会出现盗版？我们知道，盗版后面，隐藏着巨大的暴利。出版谋取的利润仅次于烟和酒，这种利益是让人眼红的。应该说，在现有的书号制度下，出版社要靠薄利多销。市场是由读者、经销商和出版社共同构成的，与其拿出二三十万元来反盗版，不如把这些利润让利给读者和经销商。如果出版社一心想着高利润，就会和市场对立，反而把读者推给了盗版商。

　　我一直主张用市场的手段来反盗版。我参与策划的最成功的是《大败局》的营销，这本发行达百万册的畅销书，至今没有一例盗版，什么原因？运用的不是查盗版和反盗版，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此书的二渠道书商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在书卖到10万册，基本回收了成本且有盈余的时候普遍对经销商主动降低折扣，最低到3折4折，在这个时候，这种折扣已经和盗版的利润相近了，盗版自然不敢上。这个时候，你就和经销商站在了一起，控制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