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的恐吓，国际上有人表示担心。毛泽东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是不信邪。１９５５年１月２８日，芬兰驻华大使在递交国书时告诉毛泽东，如果“有几个氢弹投在中国，中国差不多就完了”。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回答却是那样的惊世骇俗：“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有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但对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聂荣臻提出的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导弹事业的方针：“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在发展“两弹”技术中，一方面努力争取得到苏联的帮助，引进技术，少走弯路。一方面强调做好“消化、吸收”工作，从培养人才、建立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扎实起步。在中苏科技人员的合作下，１９５８年，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展顺利。因此，６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满怀信心地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可没有这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和无所畏惧的革命胆魄，极大地鼓舞了尖端科技工作者加速利用原子能的信心和决心。
    然而，正当广大科技工作者努力创建中国的原子能基础的关键阶段，１９５９年６月，苏联政府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
    其实，中苏关系的恶化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事情。除了历史的远因之外，近因则是１９５８年４月，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收到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来信，苏方提出中国和苏联在中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中国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对此，苏联人不满意。７月之后，赫鲁晓夫又多次提出组织所谓“中苏联合舰队”，企图把我国的海港变成它们的海军基地，从而控制中国的国防力量。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苏方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上中国正值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赫鲁晓夫要在开创原子能事业的问题上卡中国的脖子，甚至阴阳怪气地嘲笑中国说：“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
    这时，国际上有人幸灾乐祸，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国内也有人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花钱太多，因而主张集中力量发展飞机和其他常规武器。
    当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坚定地表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压，勇于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意志。中共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８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１９６０年２月，中央军委进一步提出，发展国防尖端技术，要以“两弹为主，导弹第一”。
    为了表明自力更生的决心，为了激励科研人员奋发图强、勇于攀登的精神，毛泽东根据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１９５９年６月，给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取了个“５９６工程”的代号，同时明确指示：“总的工作由恩来同志统管！”
    自此，从上到下，“争气弹”成了原子弹的代名词。
    １９６２年上半年，核武器的研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七八月间，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着重强调要“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随即，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提出了争取在１９６４年至迟１９６５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规划。为了保证这一规划的实施，经毛泽东同意，成立了由周恩来任主任，罗瑞卿任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及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参加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专委会迅即组织全国各科研、生产部门协作攻关，并按照“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原则，对其他一些尖端武器发展项目，除保留一定的骨干力量继续攻关外，暂缓进行，以集中力量研制“两弹”。同时，从全国范围内选调技术骨干和大中专毕业生，充实“两弹”研制队伍。
    “两弹”研制一线不断传来攻克技术难关的喜讯，毛泽东预感到在１９６５年以前第一颗原子弹极有可能爆炸成功。因此，就在他六十九岁生日──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