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１３日，毛泽东决定再停两个星期炮击，然而，由于美军军舰于１０月１９日再次为国民党军护航，２０日，人民解放军奉命实施第五次大规模炮击。２５日，毛泽东再次起草国防部长《再告台湾同胞书》，提醒台湾当局当心美国人的毒计，不可尊美为帝，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同时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以利你们长期固守”。１０月３１日，中央军委又决定“今后逢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逢单日可略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二百发”。
    此后，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和指示，作出“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在开展政治攻势，进一步扩大美、台之间矛盾的同时，采取有条件暂停炮击和无限期隔日炮击的方式。至１９５９年１月，亦即经过四个多月的炮击之后，蒋介石始知武力“反攻大陆”是怎样的天方夜谭，因而主张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来“光复大陆”。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于１９６１年１２月中旬，决定停止实弹炮击金门，改为只在单日向金门发射一些宣传炮弹。
    对于这一决定，毛泽东一直没有改变。直到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持续二十余年的炮击金门始得结束。
二、正义在握反侵略
打了一个“政治军事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主张中国政府奉行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的原则，与邻国之间边界问题的处理，既照顾过去的历史，又照顾已形成的实际情况，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解决。
    有些出乎毛泽东预料之外的是，尽管新中国一经成立，中国政府就坚持把建立和发展同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睦邻政策的重点。毛泽东一直“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然而，到了１９６２年，由于当时的印度政府实行侵略扩张政策，蓄意制造边界紧张局势，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这次中印斑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边防部队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在陆上边境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
    毛泽东定下对印度反击作战的决心，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有着极为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成因。
    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已清楚地了解到：中印斑界全长约一千七百公里，大致分为东、中、西三段。中印两国本是友好邻邦，有着悠久的睦邻友好历史。只是自１９世纪中叶及其以后，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印度并侵略中国的西藏、新疆等地，致使中印边界全线的不少地区产生争议，因而埋下了边界争端的祸根。１９４７年，印度宣布独立，时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印度当局便大力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不断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
    １９５１年，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亿万军民，一面要在国内医治战争创伤，加紧经济建设，一面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因而无暇顾及中印斑界的争议。印度当局却趁火打劫，在中印边境东段肆意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抢占了该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１９５２年起，又陆续侵占了中印斑境中段的巨哇、曲惹、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和西段的巴里加斯等地，共约二千多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同时，为了使西藏成为印度控制下的反动政府和中印之间的”缓冲国“，暗中怂恿达赖集团进行分裂活动。
    为了维持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克制的态度，并由周恩来总理多次致信印度总理尼赫鲁，阐明中印斑界问题的历史事实，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主动提出在边境地区，双方军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实行隔离。在这一建议遭到印度当局拒绝后，中国边防部队单方面作了后撤，并规定在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三十公里以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二十公里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为寻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１９６０年４月，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赴新德里，积极倡导两国友好协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然而，印度当局却把中国政府的真诚努力和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印度军队的侵略行径更是变本加厉。
    在此严重情况下，毛泽东告诫中国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防范印度军队的进攻”。同时，中国政府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而印度政府一再拒绝，决心诉诸武力，并公开宣称，“在东段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东推进，占领了二千五百平方英里土地”。
    这时，鉴于印度军队的大肆占地设点，得寸进尺地向前推进，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中国边防部队的安全，毛泽东明确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