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沙山的响沙，月芽泉的秀水，千佛洞的彩画……多少年来，敦煌的山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然而其中却很少有他这样把敦煌视为自己生命一部分的学者。他就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总编李伟国先生。 

    李伟国先生曾参与策划和实际主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等大型重点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参与主持《辞海》（1999年版）、《辞海》音序版和《大辞海》的修订编纂出版工作，这些工作，已经够他忙的了，没想到的是，李伟国先生在编辑成果累累的同时，撰著也丰收，既是宋史学者，还是一个颇有建树的敦煌学专家。 

    近日，我有幸拜访了他，才得知先生在“敦煌学”研究中还是半路出家。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李伟国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当编辑，当时有“红学家”之称的魏同贤先生主持社政。魏先生与研究中国小说的苏联汉学家李福清教授有旧，而李福清教授又与当时的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总编辑德列尔是好朋友。在一次魏、李交谈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合作出版藏于苏联的敦煌文献的设想萌发了。听到这个信息，李伟国先生大为兴奋。因为他知道在全世界几个敦煌文献的大藏家中，惟有苏联的藏品最具神秘感，中国学者除了已故的郑振铎和健在的鲍正鹄等先生以外，很少有人有幸读到原卷，如能将其整理出版，就是为中国学术界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当然不想放过这样的机会，决心要把编辑的任务接到手，于是有心作了不少前期的准备工作。

    平时李伟国喜欢在上下班路上把自行车骑得飞快。那些天，白日他更像赛车似地奔驰在大街小巷中，去图书馆，去博物馆。而在深夜，又埋头在郑振铎书信手稿等珍贵资料里，考察了俄藏敦煌文献的来龙去脉，并迅速查清了俄藏的西域文献、敦煌艺术品和黑水城西夏文献文物的基本情况。当魏同贤先生召开座谈会论证此事时，事先有了准备的李伟国先生不仅胸有成竹地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还谈了做这件事的初步设想，天遂人意，李伟国先生拿到了魏同贤先生交给的这项任务。1989年，李伟国先生随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三先生为“敦煌事业”首次访问苏联，从此，他开始涉足敦煌学。

    从1989年到1994年的五年中，他在联系、出访、搜集、编辑和出版“敦煌”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的文件、信件，草拟了大量的合同、意向书、编辑体例，也撰写了多篇有关敦煌学的论文，并多次携论文参加国际会议。就在他如痴如醉，想在古籍出版社终老于敦煌学时，却意外奉调至上海辞书出版社，非常有幸的是，辞书出版社正在编辑一部《敦煌学大辞典》，他适时地推动了这部填补空白的学术工具书的出版进程。后来，《敦煌学大辞典》得了国家图书奖，而此时另外一部与敦煌学有关的大型工具书又在他的策动下上马了。

    也正是从1989年开始，李伟国先生因为出版的关系，开始涉足敦煌学，就所接触的一些敦煌卷子作解读性的研究，发表了《俄藏敦煌本玉篇残卷考释》、《上海博物馆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综论》、《敦煌本文选考释》等论文，后来又撰写了几篇大型出版物的导言和前言，其中如《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导言和《俄藏黑水城文献》前言，引起了敦煌学界的注意。无疑，为大型影印古典文献撰写导言和前言，是一项非常重要而艰苦的工作，并不亚于写一篇论文，没有深入的研究，是不敢下笔的。李伟国的“导言”和“前言”，是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如果不是沉下心来研究并且有机会阅读大量的珍贵的原始文献，是难以取得的。他还参与和主持编辑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艺术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等一大批珍贵的原始文献。十多年来，他以不懈的追求，不倦的劳动，终于以最好的方式给中国和全世界的敦煌学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材料，推动了敦煌学发展，受到敦煌学界的普遍欢迎。

    20多万字的《敦煌话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是李伟国先生较为系统地介绍敦煌和敦煌学的一部著作，是他涉足敦煌学十年的结晶，出版4个月就再版，颇获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好评。他对敦煌的研究还在继续。近日，他应邀在复旦大学作“敦煌，为何曾经辉煌”的讲演，座无虚席，连窗口外也站满了热情的听众，深受大学生的欢迎。《解放日报》也迅速以整版篇幅发表了他的演讲稿。接下来，他将在上海师范大学作两场“魅力敦煌”的讲演。很难想像李伟国先生还将在敦煌艺术的探索路上走多远；但又不难想像，他的一生将因敦煌而更璀璨，同样敦煌也将因像他这样的学者存在而风情万钟，格外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