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断代史系列”近期推出的《宋史》一书，融汇了作者陈振长期的研究心得，更反映出宋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全书共十九章，约五十三万字，对宋代社会经济、政制、军制、法制、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描绘，并力图清楚地交代其与宋代整体政治军事形势、社会变迁过程的关系。

    宋王朝三百年历史经过了十四世、十八位皇帝，皇位继承没有出现重大的统治危机。但相对的平稳，并不意味着更替之际的一切都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大行皇帝”的“既定方针”顺畅运作。不仅北宋太宗“斧声烛影”下的即位成为引人关注的谜团，南宋理宗的即位有明显的权臣阴谋背景；其他最高权力交接时期的紧张，也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宋代帝位的继承在多数情况下与不同政治势力的斗争相关联，对宋代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仅就北宋而言，即使不提太祖、太宗间事出突然的兄终弟及，其后在太宗、神宗、哲宗去世时，都曾有过短暂的不安；而入继大统的英宗与皇太后曹氏之间、临危禅让的徽钦父子之间，彼此的不满与戒惕更几乎是尽人皆知。这尽管没有对当时国家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构成致命的威胁，却显然影响到朝廷的用人政策与政治局势的安宁。考虑到这种情形，陈振在《宋史》一书中，对于宋太宗的夺取帝位、真宗的继位事件、短促的英宗时期，以及哲宗、徽宗、孝宗、宁宗、理宗之立，都择要予以说明。

    有关真宗的继位事件，有一情节或许值得一提。《宋史》卷二八一《吕端传》说到在太宗大渐之际，“内侍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立故楚王元佐”。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校勘记指出，李继勋卒于太宗前期，不可能参与此次事件，因而判定“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此九字当衍”，“下文‘以继勋为使相，赴陈州’九字亦当衍”。陈振先生则根据《吕端传》所提供的线索，旁征宋代史事，根据《宋史》卷二五七《李继隆传》，“真宗即位，改领镇安军节度使（笔者按：宋代镇安军，即陈州），检校太傅。逾月召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解兵柄，归本镇”的记载，指出“李继勋实为李继隆之误”。关于李继隆妹李皇后在合谋废立事中的态度，早有学者论及，李继隆参与此事，亦在情理之中。他在真宗即位后，以太后兄长之贵，虽加使相衔，却“解兵柄，归本镇”，本启人疑窦，个中原由，如今可以得到解释。

    社会生活、衣食住行，是《宋史》一书中较为精彩的篇章。陈振在该书第十九章“宋代社会生活”第二节“生活习俗与社会风俗”中，说明了宋人生活起居方式的演变过程。文中指出，五代时期，席地而坐的坐姿，由长期以来的跪坐为主转变为盘坐为主，而这正是“由席地而坐向使用椅、凳、杌等高足坐具的过渡性坐姿”；北宋中叶高足家具已经较多出现，但椅子的使用尚未普及；而至南宋初年，“已是不论男女都可坐高脚的椅子、杌子、凳等，这是中国古代汉人生活起居方面划时代的变化”。这样就将中古时期汉地民庶生活起居方式的转变过程清晰地勾勒出来。

    陈振在撰述中对于读者经常感到困惑的宋代诸多制度，往往首先梳理其来龙去脉，再总结前后时段的差别，勾勒历史演变的进程。比如在讲到宋代的城乡分治和新户籍制度的产生时，作者首先说明，“宋代的户籍制度与唐代比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种新的以经济地位，即有无常产区分的主户、客户制，以及根据城镇与乡村经济的不同发展程度，城镇‘坊郭户’与乡村的‘乡村户’分开的新的行政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乡村主户的五等户籍制度及城镇主户的十等户籍制度，先后产生，这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而分别阐述了“官户”以及“主户”“客户”等概念“与唐代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