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人化写作到“美女作家”、“宝贝作家”、“妓女作家”，再到“木子美现象”，“身体写作”愈演愈烈，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关注。

    近日，在由《文学评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前沿》联合主办的“‘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的学术研讨会上，钱中文、童庆炳、张颐武、朱大可、孟繁华、陶东风、叶舒宪、王光明等50多位学者，从各个角度对“身体写作”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并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 

钱中文：精神匮乏的象征    “文学作品中的躯体描写有的确有深刻的文化意味，但是有的只是发出一种腐烂气息的时尚。”对于现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身体描写，一些评论家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与担忧，认为这是现在社会精神匮乏的象征，是文学的堕落。 

    “‘身体写作’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学者钱中文说道。他认为，在消费主义时代，人体本身也变成了消费，于是文学从世俗走向了粗俗，从原来的形而上走向了形而下，从头脑的写作走向了下半身的写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物质丰富，精神却匮乏的一个象征。80年代，当身体写作刚出现时，有人说它大有文化深意。但是它有何深意现在看来是需要研究的。” 

    因此，与会的不少学者还呼吁，人文学者面对“身体写作”现象，不能只是中性地描述，而要分析批判，进行价值判断，以显示文学学科的人文关怀。 

张颐武：不要叶公好龙    对于一些学者的焦虑，学者张颐武却认为有点叶公好龙：“这个身体的解放正是80年代所带来的。那时我们相信身体的解放能带来国家的强盛，但是当它真的来了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它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这显得有点叶公好龙。”他还说道，“身体革命”的意义在于，它虽然有各种毛病，各种问题，但却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正是普通人在想象身体满足时，我们的现代性实现了。中国的梦想就这样以反崇高的方式实现的。这个戏剧性的过程才是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的。 

    一些学者在肯定“身体写作”的同时，也表示了忧虑与怀疑。学者谢有顺说道：“中国有压抑身体的传统，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人遭受了更多的身体控制与改造。在这一背景下谈论个人写作、女性写作或是‘身体写作’是有解放功能的。但任何解放都会导致新的控制，现在我们就发现我们又重新处于身体的专制统治之下了。如何反对这种新的专制权力，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对身体新的控制，并在语言和美学上对它进行重新建构。” 

    学者王光明认为，不管是在现实的层面上，还是在想象的层面上，我们的身体都获得了比原来大得多的自由，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体和对身体的想象与叙事，在摆脱了国家的征用之后，是否就已经真正属于我们？当作家把身体暴露于众，是否就表明她已真正获得了身体的所有权？ 

朱大可：要谨慎小心    一些评论家认为，“身体写作”现在一般被文艺批评家赋予了贬义的色彩，但其实它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学者朱大可分析认为，“身体写作”至少有四种逻辑：狂欢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反叛的逻辑和女权的逻辑。在具体的个案中这四种逻辑可能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纽结在一起的；可能以这种逻辑的形式出现，表达的却是另一个逻辑的内容；并且可能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与冲突。这使我们有时很难在文本当中判断到底是哪一种逻辑在起作用。所以对“身体写作”的文化批评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要把对象看清楚，不要伤害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文本。 

    学者沈语冰则将身体问题置于“后现代感性”中加以考察，认为后现代感性提倡一种“无法严肃起来的感觉”，而“身体写作”中也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策略。 

陶东风：挖掘症状背后的症状    “‘身体写作’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它同时涉及对身体的文化理解。”学者陶东风指出。他还说：“对身体的关注在80年代初的中国与当下的中国，其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对‘身体’进行层层解读，挖掘症状背后的症状。讨论‘身体写作’与消费主义并不是要提倡它，而是要严肃地分析一种症状背后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 

    不少学者便从女性主义视角来解读“身体写作”现象。学者孟繁华认为，现当代中国的文学作品在表现两性关系时，原来的主角和主体一直都是男性，女性只是匿名的逃逸者。消费文化兴起后，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女性成为了主角，但是这个主角地位的获得却是可疑的。在媒体帝国主义和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女性的身体被消费、争夺、塑造和支配几乎成了女性的宿命。另外，还有学者从观念史、神话、文化史等角度对“身体写作”现象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