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刊:缺乏生机的“变脸”
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刊物经过“变脸”,现在出现了三种形态:一种以《收获》为代表的老牌大刊,包括《当代》、《十月》、《中国作家》、《花城》、《小说月报》等,它们基本上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或稍作变化的姿态,更加注重高屋建瓴地把握文学流变和作品内质,在接受主流话语对文学控制的潜规则的指导下,尽量保持文学的质量。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成功的,在全国800余种文学刊物中,发行量还在10万份左右。更多的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始终徘徊在几千册,甚至几百册,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已失去了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第二种是以《天涯》为代表的“改刊”较大的传统文学刊物,它包括《作家》、《山花》、《芙蓉》、《莽原》、《北京文学》、《钟山》等。这些刊物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如《天涯》、《作家》、《北京文学》主要是由文学向泛文学转变,如《天涯》设置了“作家立场”、“民间语文”等栏目,《作家》有“每月话题”、“记忆·故事”等。据《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表示,这些栏目的设置其用心在于找到作家对社会生活发言的新的话语权力,提供活生生的公众生活历史文献。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类刊物的“改刊”是成功的,获得了读者的一定认同。而另一种如《山花》、《芙蓉》、《莽原》、《钟山》等,更多的是在文学内部寻求“变革”,试图在坚持文学理想、坚守纯文学阵地的理念下,寻找一条既被市场认同又能推动文学发展的道路。寻求平衡是需要高超的技术的,这就需要“策划”。有的成功了,有的却种出了畸形的文学果,不但失去了新读者,就连原来的旧读者也失去了。这和刊物不顾文学价值寻找“话题”有关。《收获》编辑廖增湖在一次讨论会上曾讲:“在我看来,90年代以来的小说写作的繁荣是一种极其虚假的现象。主要是话题的繁荣,而非小说写作的繁荣。我了解文学杂志的‘行规’,杂志需要制造一些话题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话题的影响力往往大于小说作品本身的影响。同样,作家的名气有时会被人们看得比作品本身的名气更重要。”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钟山》把宝押在了“新生代”身上,一败涂地。《芙蓉》“重塑70年代后”,出发点是对“70年代后”的泡沫文学的“拨乱反正”,在实际运作中,却沦为了为泡沫文学摇旗呐喊的“旗手”,它的沦落也是令人惋惜的。第三种文学刊物则彻底地沦落为“文学垃圾”,它包括众多的省、市级作协、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这方面最为恶俗的要数西安的《文友》。它在1998年的创举就是评选“中国十大最差作家提名”,规定候选人必须是国内当代知名度较高的作家。这就意味着,所谓的“最差作家”实际上也是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作家。此外,该刊还发起了在世纪末组织作家去华山焚烧自己一部最好作品的“行为艺术”。《文友》的所有搞笑行为,目的就是吸引传媒“眼球”,企图造成轰动效应,但事与愿违,最终却倒了读者的胃口。
影响力的式微:文学期刊不再是优秀作家的诞生地
中国真正优秀的作家要获得读者的承认,一定要通过文学刊物吗?或者说:新的作家涌上文坛,必须要依赖文学刊物吗?
我的回答是简单和直接的:不必。这是一个多种传媒极度发达的时代,事实证明,文学刊物已丧失了掌控文学的能力。这主要是因为读者阅读取向日趋多元化,优秀的作家完全不必理会文学刊物的“封杀”。今天,网络的普及化为文坛外高手提供了一展身手的阵地,数不清的文坛外高手,如上海的七格、内蒙古的穷人郭发财、云南的南琛、山东的蜘蛛,他们的作品已远远地把一些所谓的“作家”抛在了身后。相反,那些经常在文学刊物上露面的作家,并不能说他们占领了文学刊物就意味着占领了文坛制高点。事实上,他们的影响仅仅局限于“自家大院”里,文学刊物只在他们那个狭小的文学帮派圈子里还有点票房号召力。
文坛目前的现状是:实力雄厚的文学新人接二连三地出现,他们厚实、大气的作品陆续出版、连载,文学刊物却还在抱怨闹稿荒。如现代出版社不久前推出的“修正文库·叙述中国”、“修正文库·新寓言小说”、海峡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纸生态·非主流文学典藏”的作者中,桑邑、王坚平、裴志海、徐庄等人,很少在文学刊物上出现。文学刊物制造的“70年代后”、“新生代”、“美女作家”,他们都有意地绕了过去。我现在还看不出这批文学新人与文学刊物合谋制造泡沫“话题”的迹象。但他们的图书照样畅销。桑邑的《一直向东走》多次登上“华北书城”的热销书榜,裴志海的《吹个泡泡糖逗你玩》在去年底登上了最大的网上书店“当当书店”的畅销书榜。
文学刊物已经陷进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坚持文学理想的优秀作家与它们渐行渐远,它们只能靠着挖掘“新生代”、“70年代后”苟延残喘。比如《大家》,它的定位很清晰,以“名家”制胜,封面是大师,名家任主持,作品是成名大家的。经历了最初的“《大家》旋风”后,现在也陷入了“无米下炊”的境地,就连奖金高达10万元的“大家·红河文学奖”,除了莫言的《丰乳肥臀》外,其它的几届,即使把颁奖仪式放在了人民大会堂也无济于事:那些获奖作品没有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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