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龙得首——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罗平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6年10月

前言
  1935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随军长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从川西北出发，前往共产国际汇报工作。9月上旬，陈云到达莫斯科。10月15日，他向共产国际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认为长征（报告中称西征）能够取得胜利，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二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三是“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可以归纳总结出诸多的原因，但党走向成熟，特别是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否认领袖的作用。列宁曾经说过：“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还说：“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列宁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这些论述，充分说明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和领袖集体的重要性。

  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总体上还处于幼年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正因为如此，在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曾将革命多次引向高潮，但也曾遭受过挫折，甚至像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样严重的损失。其中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还没有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成熟，尤其是还未能形成一个成熟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革命的局面焕然一新。尽管此后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再未遭遇全局性的重大失误。究其根本，就在于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此，中国共产党拥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党中央。

  一个成熟的党中央，自然离不开有能力的、有威望的领袖，而“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邓小平说：“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毫无疑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的关键节点。

  历史的演进往往难以预先设计。中央红军的长征，原本是一场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移——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中央苏区已无红军立足之地，只能被迫突围，另寻新的生存空间。而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又与当时中共中央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在政治和军事上犯下一系列严重错误密切相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加上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尤其是湘江战役），几乎将中央红军置于绝境，可谓生死攸关。然而，坏事也可能转化为好事。正是这一连串被动局面的出现，特别是湘江战役的巨大牺牲，彻底撕下了教条主义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使全党认清了其危害本质，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再也难以为继，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势在必行。中国共产党在反复比较和多次“试错”之后，终于选择了能够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领导人。

  1961年7月1日，作为遵义会议亲历者的朱德，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的组诗，其中《遵义会议》一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遵义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变并非源于中央领导层的大换班——中央政治局成员仍是原班人马，关键在于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事实上的主要领导人。正是这一领导核心的确立，使党和红军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