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向参加长征的全体同志发出征稿信。短短两个月间，董必武、李富春、陆定一、张爱萍等40多位红军中高级将领纷纷执笔，红军总政治部征集到稿件200余篇、50多万字。随后，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本着“为存真，绝不滥加修改”的原则，于1937年2月编定《二万五千里》书稿，收录109篇文章、10首歌曲及英雄榜、里程表等，全书30余万字。编定后，委员会组织誊清复写，以粗糙易碎的马兰纸装订成上中下三册，绿色马兰纸作护封，正文中圆珠笔、复写纸与毛笔、红钢笔、铅笔的修改字迹交错，真实留存了当年编辑工作的艰辛与严谨。

  这部珍贵文献的底本，来自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馆藏。1937年，冯雪峰将誊清稿本从延安带到上海准备出版，后因全面抗战爆发未能面世。在白色恐怖下，党外进步人士谢澹如冒死守护这部手稿近三十年。1962年谢澹如病逝前，嘱咐家人将手稿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按原样影印出版，让这部珍贵文献重见天日。

  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以此纪念。



《二万五千里（珍藏本）》
董必武 李富春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6.07（重印）

本书序言（节选）
文 / 石仲泉
著名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这次看手抄稿本，有如重走长征路，又将我带回到十多年前“长征行”的那些日子，既深感真切，又倍觉亲切。不仅温故，更有知新，不少事是过去我知之不多或未曾与闻的，还使我对有些问题得到释疑解惑。应当说，在践行长征、研究长征的那些日子里，我还是看了不少长征资料的，但读了这部手抄稿本，感到这是所有长征书籍中极其珍贵的“善本”。


一、原始原创
  几十年来，已出版的长征书籍包括画册、影集在内达数百、乃至上千种之多。但这部《二万五千里》，既是最早的长征回忆录，也是编辑好的第一本长征书。该书最后有篇关于这部手抄稿本成书和流传的几点说明，认为它“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最直接、最真实的红军长征回忆录”。在我看来，不算溢美之词。这三个“最”完全符合实际。“最早”不必说了，其他任何关于回忆长征的书都在它之后。“最直接”，因为40多位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讲的是自己所行、所见、所闻、所言之事，难道还有比此更直接的吗？当然不可能。“最真实”，除了编辑的文字润饰外，它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完全是原汁原味、原始原创。当然，既然是原始的，也会有某种难以避免的粗糙性、不完全性等疵瑕，但它具有的鲜活性、质朴性、天然性，却是其他长征读物没有的。犹如未经雕琢的天然璞玉，这种原始美在人们追求返璞归真的时下，会令人爱不释手。尽管有的篇章，过去正式出版、发表过，但以手抄稿本的原始性展现在面前，仍然有新鲜感。这就是原生态历史文本的魅力。


二、稀缺稀见
  1937年2月编选的《二万五千里》，除送出一部到上海准备出版外，在延安保存的本子于1942年11月改名《红军长征记》曾少量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该书在1955年作了若干修改，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首次面世。后来流传较广的一些长征回忆录和各种长征书籍，都是以这个本子为基础而编辑出版的。因此，原始的、未经修改的《二万五千里》中的许多文章和未被收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的文章，就成为稀缺稀见之文了。像董必武的《从毛儿盖到班佑》、李富春的《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弟兄》、谭政的《突围的第一仗》、熊伯涛的《茅台酒》、徐特立的《医院生活》、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莫休的《大雨滂沱中——两河口的欢迎会》、童小鹏的《残酷的轰炸》等，我在看到这个手抄稿本前未曾读到过。这里，另举几篇文章为例说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