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上海逐渐确立起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活跃于这座城市的银行家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近期由国家级档案专家、研究馆员邢建榕所作《上海银行家：民国金融往事》荣获2025上海作协会员年度作品。书中透过一系列发生于上海的金融事件，解读银行家在其中充当的角色，展现银行家与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下文选摘自该书。


《上海银行家：民国金融往事》
邢建榕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京剧界有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金融界也有四巨子，人称金融四大名旦：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钱新之。与他们身份地位不相上下的银行家，也大有人在，如吴鼎昌、周作民、贝祖诒、徐新六、徐寄庼、胡笔江等，这班人上与蒋介石等政要关系莫逆，商而优则仕，后来有不少人脱离金融界，担任过民国政府的部长级官员；下懂“社会服务”的重要，在专营金融业务时，枝蔓旁及，眼观八方，文化、教育、实业界乃至帮会都有他们的人脉关系。别的不说，在各家银行档案中，上上下下拜托银行家安插岗位的函札，可以出几大本，足见银行向来是一只金饭碗。

  因为办的是新式银行，中国人以前没有接触过，需要向国外“拿来”，所以银行家大多毕业于欧美或日本的名校商科，又因为业务上需要与国际接轨，与外国人多有往来，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风度翩翩、西装革履，一口洋文，白领中的白领，精英中的精英，显得高高在上。不过，银行家不是一日炼成的，多数出身非富即贵，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有的本身参加科举中过举人、进士，如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有很浓的文人气，曾为晚清大吏赵尔巽捉刀弄笔。他们的传统文化功底，要比一般的实业家来得深厚。我在金融档案中，读到大量的金融家书信手札，即以书艺而论，与名家不遑多让，内容更是稀见，隐含着许多重大历史变故。

  如号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实际上也是一名“银行高管”，只是被他的文名和收藏所掩，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和李白《上阳台帖》等国宝，都曾是他的家中珍藏。其父张镇芳，曾任清末的天津道、盐运使和直隶总督，权势显赫家财万贯，后创办了盐业银行，为著名的“北四行”之首，任董事长。父亲死后，张伯驹子承父业，仍挂着盐业银行总稽核之名。1942年，张在上海被汪伪特务绑票，绑匪开出200万赎金，他却抵死不愿以珍藏换命，差点被人撕票。档案里的一组函札，还原了那场绑架案的历史面貌。

  银行家不是书法家，他们没有为人题字的习惯，其墨迹多属业务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公文”，尺幅不大，32开左右，与银行档案装订在一起，多数是函札、日记和文稿一类小品，写信用毛笔、日记用钢笔，当然也不绝对，好在这类物件率性洒脱，不拘形迹，情感流露自然，书法也因人而异，各具风采，张嘉璈的挺拔清健、陈光甫的规矩工整、叶景葵的俊秀雅致……所谓人如其文，人如其字，很有些道理。

  银行家墨迹以函札居多，我参与编注的《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近现代名人墨迹》，共计收入两百多位历史名人，无论是寄件人，或是收件人，约摸半数与银行家有关，可见银行家人脉之广。他们交往的对象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形成广泛的社会网络，如果将银行家的来往函件加以系统整理，将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许多新的素材。我越来越感到，在诸多历史活动的背后，往往有金融这只手在舞动。

  除书信函札外，银行家喜欢写日记，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都有日记面世。比起函札，日记的内容更有意思，往往起到揭秘、勘误、补缺、互证等作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尽管银行家向蒋介石提供过巨额资金援助，但上台后的蒋介石却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采取了军阀加流氓式的掠夺手段，大肆勒索各大银行。张嘉璈曾托老友黄郛、张群向蒋介石疏通，希望保全中国银行的元气，也毫无作用。张嘉璈在日记中气愤难抑，批评蒋介石“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陈光甫则在日记里暗骂蒋介石为“新军阀”。

  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士与银行家关系密切，有大量书信往返。梁启超、胡适、林语堂、梅兰芳、金岳霖、宋春舫、林同济等著名学者，都曾得到银行家的经济赞助，当然他们也是银行家倾心请教的对象。弥足珍贵的是，他们的一些函札也留存在银行档案里，内容也与经济活动有关。从研究银行家生平和思想活动的角度来说，这些墨迹虽不是银行家本人的，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可惜，迄今未见有银行家函札或银行家友朋函札出版问世，亦未见专门研究者和收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