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16世纪初，多数欧洲印本已遵循我们今日熟悉的规范：页码标注，以及列出作者、书名、印工、出版地与日期的题名页。探索的焦点转向了副文本（paratexts，伴随主体作品的简短文字），其种类繁多，包含：题献、前言、目录、勘误表、字母索引、赞美作者或作品的诗歌、作者肖像。1632年于伦敦出版的莎士比亚作品第二对开本，便是以丰富的副文本来提升一位已故演员兼剧作家声望的绝佳范例，彼时他才刚开始被视为值得享有盛名的作家。这个版本重印了1623年第一对开本的所有内容，包括十篇副文本与作者雕版肖像，并附上一首名为“墓志铭”的新诗，如今我们知道，这是当时年仅24岁的约翰弥尔顿首部出版的作品。鉴于这部第二对开本所做的诸多改进及错误更正等，现代的莎翁版本通常源于它，而非第一对开本。

  弗朗西斯培根的著作在澄定堂的典藏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件藏品展示了他广阔的活动领域，从英国法律与历史，到他在《学术的进展》中对科学进步的愿景，以及他在《木林集》中收集的自然观察。培根以人类的记忆、想象与理性为根基，重塑了现代学科的版图，为日后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的繁茂森林播下了最深远的种子，这枚种子在狄德罗与达朗贝尔那部图文并茂的多卷本《百科全书》中清晰可见。《百科全书》最初的构想仅仅是翻译埃弗雷姆钱伯斯1728年的英文《百科全书》（此书本身亦深受培根启发），但最终大幅扩充到这部巨著中，它明确推崇培根为其艺术与科学分类的灵感源泉。培根的某些格言至今依然流传，例如他在名著《随笔集》中“论求知”一文中对阅读的智慧之语：“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我愿补充一句：它们皆值得被悉心珍视，因为每本善本都携带着关于其起源与传承的幽微线索。

  藏书印记与藏书票，为澄定堂典藏中许多古籍的流传轨迹投下了一抹微光。在它们传至澄定堂家族四代之前，曾被爱书人自豪地珍藏着。例如，典藏中有11本书（包含半数的培根印本）贴有一枚藏书票：“尼古拉斯·沃尔/曾属他之书”（Nicholas Wall/ Sometime his Book）。这标示了这位英国法官（1945—2017）的拥有权，其措辞亦透出一种认知：他对这本书的占有不过是“一段时光”（some time），藏书家如过客的谦卑让这条流传了数百年递藏的脉络，在未来仍将延续。事实上，沃尔所拥有的一部培根印本中，还带有年代更为久远的藏书票——来自威廉·特朗布尔（William Trumbull，1639—1716），他是一位英国法官与政治家，曾短暂出任驻路易十四宫廷大使，后转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特朗布尔极可能是这部1676年印制的《亨利七世、八世、爱德华六世与玛丽女王统治史》的首任主人。

  澄定堂典藏中亦可见机构的藏书印。如曾为都灵的加默罗会修士（Carmelites of Turin）拥有的1482年《天文诗篇》（相传为古罗马作家盖尤斯尤利乌斯希吉努斯所著）记录了索书号（call number）。目前尚不清楚这本书何时进入加默罗会图书馆的馆藏，又于何时流出。但关于那部《科贝格圣经》在1905年由藏书家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于1875—1898年间担任哈佛大学艺术史教授）的藏品，借由“朋友们的赠礼”（gift of friends）进入哈佛大学图书馆，我们则握有更多信息。1942年，该图书馆收到了这部作品的另一份复本，于是将此本出售，使其重返市场，当时无疑让潜在的买家欣喜若狂。

  珍稀古籍的交易市场，是书籍得以保存与传承的无名推手，尽管它仅在书页间留下些许雪泥鸿爪般的痕迹，例如那部德文版的《十日谈》，书中贴着一张从书商目录剪下的剪报，无疑是某位从善如流的买家所悉心留存的印记。自18世纪起，市场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这套规范既是藏家偏好的回响，亦反过来雕琢了这些品位。这些规范的深远影响，在澄定堂典藏中形形色色的装帧上展露无遗。在欧洲，绵延数个世纪直至19世纪，为书籍挑选装帧并支付费用，向来是买家的责任。装帧会随着岁月磨损或断裂，在多数情况下，当原始装帧与其内蕴的非凡意义相较之后，可能藏家认为应遮掩其寒酸破旧，因此，许多珍本在18世纪或更晚期于市场中流转时，皆被重新披上了新衣，有的饰有华美压花的皮革装帧，或佐以斑斓的大理石纹衬纸，成为当时珍贵古籍的标准配备，澄定堂典藏中便有许多这类精美的范例。

  澄定堂典藏中的每一份手稿，皆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孤本。私人信函让我们得以一窥书写者与收信人之间，关于公务或私事的交流。当信封与地址皆完整保留时，它们便无意间提供了昔日邮政如何运作的证据（例如，地址需要多少细节——远比今日要少得多，此处所指为莫泊桑信件及托尔斯泰批校稿中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