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仍需进一步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实体书店在全民阅读计划中承担着阅读资源传播终端与公共文化服务节点的功能。2026年正式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将全民阅读由倡议上升为法定保障的系统性工程。实体书店与公共文化机构的融合发展，其实质在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阅读生活的健康发展和公民文化素养的提升。

实体书店与阅读的再造
  “文化技艺”是当代媒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20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逐渐被用来指代阅读、写作与算术等基本文化技能。在德国学者西格特看来，这个概念正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外延：很多知识技术，例如书写工具、打字机甚至是字母表，它们构成了知识和文化变革的基础，构成了所谓的文化技艺。

  与以往技术不同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是一种催生人类新的文化技艺的技术，而是将人从知识生产的操作者转变成知识生产的旁观者。对于知识生产的旁观者而言，由于人机互动随时可以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形态，因此很容易使个体陷入认知惰性当中。即使被迫阅读，也往往会采用最自动化和便捷的手段。比如，为了考试，个体往往会经由技术快速获取书本的摘要与结论。将阅读功能化乃至工具化，是局限于自动化技术之中进行阅读的必然后果。

  王国维曾言读书治学的“三境”，意在指向一种以情化境的知识观念，从“独上高楼”的小径寻芳开始，到“灯火阑珊”的重拾寻常做结。从这一表述中不难发现：首先，深度阅读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生修炼，这是一种主体与书籍进行交互、纠缠与共生的精神活动；其次，阅读不仅仅是在学知识，而且也是在学做人。阅读并非只是知识的获取，也总是同时塑造人的感受力与判断力，形塑人的视野和修养。

  阅读纸质书籍，翻阅形成独特的肌肉记忆，或是潦草或是繁杂的批注则会带来不一样的生命节奏。细致的纸质阅读往往无法快速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而是在思想的世界中逐渐熟悉自己的来路和去路，发现不一样的风景。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跳过了个体表达、书写与论证的过程，不仅缺乏指涉自身的反思性，亦不存在个体对文本符号的铺陈处理——这一过程完全在技术黑箱之中完成。

  我们国家大多数人的阅读技艺都是从新华书店开始的。书店对阅读技艺形成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因而实体书店的再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实体书店与交流空间的再造
  实体书店再造的意义并不止于造福个体的深度阅读，也同样在于创造一个高质量的公共交流空间。文化的交流与传承，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类文化技艺。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交流空间，实体书店与图书馆一样，通常是在无声的交流中实现社会减速和心灵安宁，推动文化的交流与传承。同时，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设施保障，实体书店不仅是图书发行的末端，更是倡导全民阅读的公共社会实践空间，它深深嵌入社会文化网络当中，由此成为连接阅读、交流、教育与公共生活的动态枢纽。

  与一般意义上的交流不同，实体书店中发生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书中那些伟大的思想和心灵交流；二是与在书店中的读者共享此时此地的安宁与平静。也许没有对话，但选书和阅读等无言的行动本身就是最深刻的交流方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社交媒体平台所建构的交流，这种被称为数字交往的交流方式不仅众声喧哗，而且瞬息万变，让人在信息爆炸中不断加速，迷失自我。数字交往表面上看是通过“去远”而生成的新的交往方式，但某种意义上数字化本身就是社会交往的终结者，它替代了以往的交往方式，甚至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使得个体间的线下交流都显得有些奢侈，社交恐惧和社交回避更是无处不在。

  数智媒体给实体书店带来的影响还远不止于建构了一种破坏性的交往方式，它还从根本上威胁了实体书店的生存。碎片化阅读和强大而不平等的线上图书销售渠道终结了实体书店的主业，使实体书店被迫向有文化的咖啡馆、茶馆、文创店和亲子活动空间等方向转型。但即便如此，实体书店也并没有摆脱生存危机。实体书店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与公共图书馆等知识机构联动以实现知识文化的传递功能。通过对外部专业知识机构的拓展，实体书店向高校、科研院所等专业知识机构延伸合作网络，从而实现核心知识的社会化流通。通过实体书店的中介作用，原本相对分散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教育资源，被联结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网络。

实体书店与文化平衡的再造
  再造实体书店，让实体书店真正成为实体书店而不是茶吧、网吧和咖啡馆，不仅是在推动全民阅读，而且是在保护中国人的文化技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再造实体书店，将其定义为一种公共文化技艺的培育场所、发展个人阅读能力与修养的文化空间，并以此作为平衡社会人工智能化的一种手段。它不可能彻底解决人工智能化带来的影响，但至少它是一种平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