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建立阅读质量评价而非单纯数量评价。衡量《条例》落实，不宜只看图书借阅量、活动场次、覆盖人数，还应看读者是否形成稳定阅读习惯、是否提升信息辨别能力、是否在工作生活中实现知识转化。评价指挥棒一旦改变，形式主义空间就会大大压缩。

  从更深层看，全民阅读的真正使命，从来不是让每个人机械地多读几本书，而是帮助全社会形成更高质量的认知能力和公共理性。

  在算法主导注意力、信息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出版业如果不能帮助公众区分重要与次要、真实与虚假、知识与噪声，就无法真正承担文化建设主力军职责。出版界应当清醒认识到：未来最重要的竞争，不是书目数量之争，而是“谁能帮助读者建立学习能力”的竞争；不是流量争夺，而是认知质量塑造。

  可以说，从“推动阅读”迈向“建设学习力”，既是《条例》落地的题中之义，又是出版业穿越数字洪流、重建价值坐标的关键一步。谁先完成这一转型，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行业重构中掌握主动。

  （作者为中国编辑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