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个人感受而言，书中摩尼教部分稍显简略。摩尼教主要在吐鲁番地区传播，而高昌回鹘当时是世界的摩尼教中心。全球十二位大慕阇（大法师）中，高昌即占其一，连撒马尔罕的教徒都要向其汇报工作。高昌国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摩尼教画师，书手和画师都经过专业训练，制作的经典均为彩色插图本，一段文字配一幅图。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摩尼教美术品虽然残碎，却极为精美，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研究成果充实这一领域。

  在我们敦煌吐鲁番学界，金先生的目光不仅局限于几幅绢画——他深知那些绢画实为长安输送而至。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就撰写了相关文章，堪称超前的学术研究。而一般学者较多关注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寺遗迹，对这些材料做了细致梳理，为中原地区的美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必须将这些不同来源的材料组合在一起，才能写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史。《中国宗教美术史》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